华北事变后，党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
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鉴于当时蒋介石还没有明确的抗日表示，并且正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进行“追剿”，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是“抗日反蒋”。
随着日本侵略华北程度的加深，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的矛盾越来越深，对于中日之间的外交谈判，蒋介石不再亲自参与，对日立场有所趋硬。
而对共产党的态度有所趋缓，国共两党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等地秘密地进行了接触。
同时，党中央和máo • zhǔ • xí 采取上层和下层相结合的方式，倾注很大精力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
东北军是张学良的部队，九一八事变后退入关内，1935年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围剿”红军。
第十七路军的总指挥是杨虎城，他还担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是一位具有民族意识、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
máo • zhǔ • xí 、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致信张学良、杨虎城，表达中共停止内战的政治主张。
中央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还派刘鼎任东北军代表常驻西安。
此外，共产党还开展了许多下层统一战线工作。
与这种变化相对应的是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的逐步改变。
1936年5月5日，máo • zé • dōng 、朱德联名发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等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且将旧称“蒋贼”改为“蒋氏”，一字之差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
5月31日，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制定了《抗日救国初步政策》，并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
到了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
“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已经完成了转变。
经过多方努力，红军同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在西北地区形成了“三位一体”新局面。
这种局面甚是奇特：双方默契地和平共处，即便前方发生了象征性摩擦战斗，后方集市上双方的采购人员仍相互打着招呼。
红军剧团还可以去白区演出，当演出话剧《亡国恨》的时候，台下的东北军官兵哭成一片。
让东北军打红军，是蒋介石自认为“一箭双雕”的得意之笔。但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让他大为失望。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乘专列到西安。他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师旅长以上军官一个一个地来华清池边吃饭边训话，要求这些军官服从他的命令，带领部队积极参加“剿共”，但是没有从他们口中得到满意答复。
于是蒋最后向张、杨摊牌：要么上前线进剿红军，要么将两支部队调往南方，让出陕甘一带由中央军自己“剿共”。
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及广大官兵所不愿意接受的。
当天晚上，张学良到住地向蒋“哭谏”，大意是：如不再对日寇加以制止和反击，那时“我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而无以自解”……
张学良的痛哭陈词，并没有使蒋介石回心转意，反而责备张年轻无知，最后气急败坏地说：即便你用shǒu • qiāng 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
第二天，杨虎城再次“诤谏”，无果。
杨虎城回来后立即与张学良商量对策。张学良表示：“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
他们决定扣蒋。
接下来的12月9日，成为西安事变的导火索。
这天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城内上万名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极为恼火，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胡闹”，对不听劝阻者“格杀勿论!”
张学良怕爱国学生遭到不测，亲自来到游行队伍劝说学生回去。
一个站在前排的东北大学学生站出来，流着泪问张学良：“张校长(张学良曾兼任东北大学校长)，您什么时候能带着我们打回东北老家去?”
此言一出，张学良的喉咙哽住了。他沉默半晌，激动地高声向学生们说：“你们现在都回学校去，一星期以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如果失信，请你们把我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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