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急电中共中央请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
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máo • zhǔ • xí 肯定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行动、纲领都有积极意义，并指出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
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
在弄清情况后，1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大局为重，致电国民党，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
立即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自陕甘撤退“中央军”，援助晋绥抗日前线，承认红军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中共中央的态度和主张，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
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为制止亲日派发动内战，红军主力集中到三原、泾阳等县，准备配合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行动。
同时，中共中央致电北方局刘少奇和上海的潘汉年，告知党的和平解决事变、避免内战的方针，提出应对措施。
周恩来等还在西安广泛接触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了解情况，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
21日，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进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策略和“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对和平解决的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行动方针。
12月23日至24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参加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宋美龄所举行的谈判，并在会谈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经过两天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六项承诺：
（1）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自由民主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再次向他阐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
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但要不采取签字的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随后，张学良决定尽快把蒋介石放走。
12月25日，他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介石囚禁。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
从此，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局面①，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本应早日实现，但蒋介石不仅不履行承诺，而且在抗日问题上态度动摇。
中国共产党继续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同时推动与国民党的一系列谈判，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的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得以正式实现。
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
为达到抗日目的，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许诺的条件”，改革国内政治，扩大与巩固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等。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即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改善人民的生活。
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
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
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五项要求是积极的、合理的，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为结束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所作出的重大的、有原则的让步。
这种原则的重要表现，一是国民党必须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二是在特区和红军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工农已取得的权利；三是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必须保持共产党的dú • lì 性和批评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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