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会战，发生于1938年6月，时间长达4个月。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此役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战役开始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由于两国实力悬殊，到1938年5月徐州失守，中日交手只有10个月的时间，中国方面兵败如山倒，丧师失地，已经失去了长江以北、平汉以东的16个重要城市。
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也已经沦陷，不得不迁都重庆。
而当时中国最高的军事指挥部则还在武汉，日本当局想要彻底击败中国，武汉便首当其冲，成为他们的下一个进攻目标。
武汉的战略意义在于，它不仅是长江中游的最后防线，也是政府西迁途中许多重要物资的转运点，一旦武汉失守，这些物资就会拱手送给敌人。
蒋介石在开封会议上就一再强调保卫武汉的重要性：“我们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巩固武汉。”
而且武汉会战是当时蒋介石战略上的无奈选择，日军1938年攻占河南省会开封。在此情况下，日军有西进攻打陕西的可能。
一旦日军占领陕西省会西安，重庆就会受到威胁。
在武汉摆开决战架势，日军就会集中力量沿长江自东向西攻打武汉。
这样一来，就能确保大西南的安全。
武汉会战之前，国民政府在1938年3月投入30万兵力，进行了台儿庄战役。
台儿庄会战日军伤亡1.1万人，是参战兵力的五分之一。
虽然中日投入的兵力比是6:1，伤亡率是5:1.但是对于日军来说，这无疑是一场惨败。
台儿庄战役之后，受到重创的日军气急败坏，不惜一切代价要攻陷武汉，以彻底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如果日军不是全力以赴攻打武汉，而是分兵进攻陕西，西南大后方就有可能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就会两面受敌，危如累卵。
而武汉会战日军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那就是在武汉全歼国军主力，压缩国民政府的生存空间，让其成为一个地方政权，渐渐消亡。
而武汉会战，国军根据敌强我弱的现实，确定了“以时间换空间”战略的理论。
确切地说，明知道守不住也要守，拖住敌人就是胜利。
1938年6月，武汉会战正式打响。
为了打好这场保卫战，国民政府投入14个集团军、50个军，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10万人。
此战，国军共毙伤了25万日军，是淞沪战役的3倍，这大大出乎日军意料。它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军灭亡中国的阴谋。
此次会战之后，日军再也不叫嚣快速灭亡中国的狂言了。
也正是这次战役之后，中日之间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保卫战，日军之所以付出重大伤亡，主要是因为失去地利。
淞沪战场是一马平川，国军无险可守，又没有装备优势，日军又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所以非常猖獗。
武汉保卫战时日军没有地利之便，他们是进攻一方，要面对绵延600公里的鄱阳湖、洞庭湖等长江流域。
战区不仅湖泊密布，而且山峦起伏；以鄂、赣接壤的幕阜山脉和鄂、皖交界的大别山脉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不能发挥优势，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代价。
淞沪会战中，中日伤亡比是3:1，武汉会战的伤亡比是2:1.
就连日军也承认，武汉会战是“遭受损失、付出代价最大的一役”。
正是从武汉保卫战之后，日军的兵力出现明显不足，因为有生力量被消灭很多，战线又拉得太长。
如果想在正面战场上游刃有余，后方就必须露出空挡。由于兵力集中在前线，日军的铁路和公共交通线，就完全暴露在共产党抗日游击队的打击之下。
而经过武汉会战后，日军才开始正视国军这个对手。
侵占南京的时候，日军还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
占领武汉后，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下达命令：不许军队庆祝胜利和举行入城仪式。之所以如此，那就说明虽然胜利了，但胜得不光彩。
不过，国军尽管拥有地利之便，仗还是打得非常艰苦。首先是因为国军参战兵力太多，协调配合出现了较大问题。
武汉战役的指挥官陈诚就承认：“中间指挥单位过多，就是历次会战失败的一大原因。这一痛苦的经验，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汉会战时，中间指挥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乃至战区长官部，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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