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红军接受改编，中国共产党方面旗帜鲜明表示“拥蒋抗日”。
国民政府也根据中共要求陆续向八路军提供军费和物资，双方在抗战初期的合作不能说是没有诚意的，两党关系在初期相对融洽，政治上军事上之合作也相对积极。
但是随着抗日的深入，抗战打到1938年，日军不断推进，我党控制的地盘也在不断扩展，国民党所控制的区域相应就在缩减。
更为主要的是，我党军队也从抗战之初的两三万人发展到1940年初的40余万人。
蒋介石当时在日记中感叹道：“共党或以此为其时已到乎。呜呼！目前急患不在敌寇，第一在共党之到处发展，其次则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对共产党政策发生转变。这个会议初始就基于我党快速发展的现实，国民党感受到相当大的压力。
蒋介石认为照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国民党很可能就会丢掉政权。因此，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下定决心实行防共限共措施。
因此说，八年抗战期间国共两党虽然表面上达成合作共识，但局部仍有摩擦冲突。直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共剑拔弩张几至全面决裂。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máo • zhǔ • xí 指示要求“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大反攻”。双方离大规模内战仅一步之遥。虽然事件最终以和解收场，但造成了抗战期间两党实际上的分立。
抗战期间国共有三次较大的冲突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三次fǎn • gòng 高潮”。
据《张治中回忆录》称，“从这一年①开始，两党的磨擦纠纷在各地不断发生，乃至有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
陕甘宁边区一直是国民党的心腹之患。
1939年5月胡宗南以30万兵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先后占领淳化、洵邑、正宁、宁县、镇原5个县城，并集结大军准备进攻延安。
不过一个严酷的现实却明摆在国民党面前，就是在根据地我党有很强的群众基础。相比之下，国民党在自已统治的地方却做不到。因此，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占到便宜。
继陕甘宁的磨擦，11月还发生了“晋西事变”，阎锡山进攻“新军”一一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该部队名义上归阎锡山指挥，实际领导人是我党的薄一波。
我党指控阎锡山“背信弃义、发动内战与日军联合夹击我军”。国民党则认为我党策动叛变、兼并国军。
但是由于磨擦不得人心，国民党石友三、高树勋、朱怀冰等部进攻太行山地区，也以失败而告终。
到了1940年，我党已经基本控制了山西一部、河北、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失掉了在华北的优势地位。
１９３8年冬至１９４０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中一部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虽然同意国共合作，但又摧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当时，人们称这种势力为国民党顽固派）的fǎn • gòng 活动进一步迅速扩大。
他们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多次fǎn • gòng 高潮。
如第一次fǎn • gòng 高潮，其重点地区除陕甘宁边区，还有山西和河北地区。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这次fǎn • gòng 高潮的根本目的，是企图削弱以至逐步消灭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掌握对华北敌后的控制权。
山西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fǎn • gòng 磨擦的另一个重点地区。
抗战初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等新军在前线和八路军协同作战，共建抗日民主政权，队伍迅速扩大，获得人民的拥护。
但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却不能容忍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力量的发展。他一面秘密勾结日军，一面积极策划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初，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
他借口“反攻”，诬蔑新军“叛变”，首先调集重兵围攻驻守晋西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dú • lì 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等六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群众组织，杀害抗日干部及八路军后方医院伤病员共２００余人。
与此同时，阎锡山所属孙楚部联合蒋介石嫡系部队，进攻活动在晋东南的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和八路军，摧毁沁水、阳城等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５００余人，抓捕１０００余人，还策动决死队第三纵队内的fǎn • dòng 军官胁迫三个多团bào • luàn fǎn • gòng 。
随后，阎锡山又令赵承绶部在晋西北向决死队第四纵队和暂一师进攻。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dú • lì 支队对阎锡山部进行反击后，转移至晋西北地区。
１９４０年１月，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和新军等部队在临县向赵承绶部发起反击，歼其一部，赵被迫弃城逃跑。
２月，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师主力由冀中返回晋西北，进一步肃清顽固势力，巩固了晋西北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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