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使群众从关心切身利益的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武装斗争。
边区工作的又一重要任务，是坚决改造区、村政权，进行初步的财政经济建设；边区军事斗争和武装工作的方针，是开展高度分散的敌后游击战争，实行敌进我进，扭转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
边区对日、伪、顽、会道门、土匪斗争的策略，是从坚持长期战争的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这两点出发，拆散他们的联合。
黄敬提出的扭转边区困难局势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和策略，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成，从而统一和提高了边区党的思想认识水平。
这次边区高干会议，标志着党组织的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是对建设边区平原抗日根据地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果，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根据地建设思想的一次质的飞跃。
没有过去5年斗争的实践，不可能有这次转变。没有这次转变，不可能巩固以往根据地建设的成果，也不可能胜利开创未来的新局面。
高干会议中，苏振华作了《冀鲁豫区小部队建设问题》的报告，将小部队建设提到敌后抗日战争的战略高度来认识。
高干会议结束时，作出了实现边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第三次精兵简政的决定：
（一）实行党的统一领导，撤销各部队中的军政委员会，由区党委、地委、县委书记兼任同级部队的政治委员。
（二）调整区党委、军区、行署领导班子。区党委常务委员由黄敬、张霖之、张玺、苏振华、崔田民、信锡华6人组成，执行委员由段君毅、张承先、刘晏春、杨得志、阎揆要5人组成，黄敬任书记兼宣传部长，张霖之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晏春任民运部长。杨得志任军区司令员，黄敬兼任政治委员，杨勇任副司令员，苏振华任副政治委员，华卓然任参谋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晃哲甫任行署主任，徐达本、贾心斋任副主任。
（三）加强地委一级的领导。调张玺任直南豫北地委书记，段君毅任运西地委书记，张承先任鲁西南地委书记。
（四）实行正规军地方化，取消旅的番号，统一于军区建制。
（五）彻底实行精兵简政。上述决定的实施，较好地适应了根据地被敌严重分割、日益缩小的形势和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的需要，有力地保证了高干会议确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策略的实行。
高干会议期间，北方局决定水东（河南省东部）地区划归冀鲁豫边区领导。
高干会议之后，全边区贯彻“敌进我进”方针，坚持和恢复抗日根据地。
这主要是：积极派遣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和接敌区，开展反“蚕食”斗争；主动发起朝（城）南、卫（河）南战役，粉碎大股伪军的“蚕食”进攻；胜利粉碎了日伪军对边区空前绝后的秋季大“扫荡”；奔袭伪军孙良诚总部，粉碎孙部对边区中心区的“蚕食”。
与此同时，加强了民兵、自卫队建设，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大力开展日伪军工作。
高干会议之后，区党委紧紧抓住开展民主民生运动，深入发动群众这一中心工作。
首先在运西中心区的范县、濮县进行试点，继之在全边区推开，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减租减息、增资增佃、反贪污、查黑地、改造区村政权的群众运动。
高干会议之后，区党委、行署开展了与对敌斗争、发动群众同等重要的生产自救和财政经济建设工作。
进入1941年，边区经过4个年头的战争，物质基础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加之持续出现的干旱，造成了严重的灾荒。
为了生存，为了抗战，全边区开展了以生产自救为基本方针的救灾运动。
与此同时，发展公私贸易，开展对敌、对顽的贸易和货币斗争，整理财政经济，增加收入，节约开支。
经过1年的战斗和工作，边区党委于1943年11月至翌年1月再次召开了高干会议。
会议系统地总结了1943年的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成绩及问题。
会议认为，军事斗争总的方面是成功的，全年共攻占日伪军碉堡、据点529处，比1942年增加427％，比1941年增加814％；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4000多个村庄（不包括鲁西北）；结合军事斗争开展的对日伪工作和建立两面政权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广泛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游击战争不够。
会议认为，发动群众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调动了广大基本群众的抗日、生产积极性，同时，巩固、扩大了群众团体，巩固、发展了党的组织，锻炼、培养了干部，为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提供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但对实际情况认识不足，存在着包办代替的问题。
会议总地认为，1943年，是转折的一年，胜利的一年，抗日根据地巩固、恢复、部分地区有所发展的一年。
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十大政策和北方局确定的1944年工作方针，提出了今后的4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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