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林欣儿回到了老部队一一新四军一支队二团。
其时支队己经东进至江苏境内，在丹阳、武进一带进行游击战争。
林欣儿的到来，令林凯之、易云珍、林闯他们激动万分。
因为林欣儿任二团副团长兼三营营长，所以陈毅司令员特地来到二团，与二团团长一同送林欣儿去三营。
陈毅司令员对林欣儿的归队尤为高兴。林欣儿早在红军初期就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战将。在中央根据地一至三次反围剿中，林欣儿率领红四团屡建奇功。
林欣儿后来奉命返回湘赣根据地，更是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她的部队后来发展到一个支队的规模，为红六军团输送了宝贵的血液。
难能可贵的是，林欣儿不计名利得失，以湘赣军区副司令的身份屈居一个副团长、营长的位子。相比之下，有些人为争名利地位，居然无视党纪，做出与共产党员称号格格不入的事情。
本章为读者讲述从八路军调到新四军的3个将领，因不服从分配引发的不良后果的事情。
1937年，项英利用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机会，正式向中央提出申请，要求中央派得力干部来新四军加强领导力量。
中央考虑到新四军的实际情况，批准了项英同志的请求。
1938年春，一支由袁国平同志带队，一行53人的八路军干部团由延安出发了，这里，就包括叶道志、陈康和徐长胜。
他们星夜兼程，穿越了日军的多道封锁线，终于胜利地来到了皖南岩寺新四军军部。受到了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热烈欢迎！
当时，除袁国平事先被党中央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周子昆被任命为新四军副参谋长外，其余干部皆由新四军军委会另行分配工作。
这些干部的到来，对新四军建设来讲自然是雪中送炭，但是，要适当地安排好这些干部的职务却没有那么容易！
按照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委会的命令规定，新四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集团军下属的一个小军，一个游击兵团。
该军没有师的建制，军以下编四个支队，每支队下属编两个团。支队在当时是旅一级建制。
在干部的配备上僧多粥少，甚至连陈毅这样的革命元老也只能安排为第一支队长。
而各团团长都是各个游击区的主要负责人，如一团团长傅秋涛就是湘鄂赣游击区的政委。
安排延安来的这批干部合适的职务困难很大，新四军不可能把原来配好的干部撤下来再分配。
在这样的背景下，延安来的干部只有降职使用，别无办法。客观地讲这是正常的组织行为。
陈康被任命为新四军补充营营长，以后又调整为军部训练队队长。这些都是一个营级建制主官，对于陈康原来在红军时期的职务来讲已经降了两级。
同一时间，被降级使用的还有一同来的叶道志等许多干部。叶道志同志早在红军时期就担任了红四方面军的师长，被派到新四军后安排到二支队四团任副团长。
原红三十一军九十二师二七六团副团长徐长胜更惨了，竟然安排不上职务，被分配在军部特务营当参谋。
干部被降职使用，这在抗战初期是正常的事情。
当时，中央红军从三个方面军被整编为一支只辖三个师的集团军（八路军），许多方面军的领导干部都被降职为八路军的师长，如刘伯承、贺龙、林彪分别是129、120、115师长。徐向前还是129师副师长。
红军时期的一些师长在当时个别的能安排为旅长，如陈赓就是386旅旅长，大部分则安排为团长。
这样的事情，放在八路军谁也没有意见。可在新四军情况就不同了，从中央红军抽到这里来支援新四军建设，大老远的不升级就罢了，竟然还要降级，实在是想不通！
偏偏这些被降职干部又遇上对环境不适应的困难。首先是语言不通，如叶道志所在二支队四团是由三支地方游击队合编而成的：
一支是粟裕、刘英领导的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基础的红军闽浙军区挺进师为骨干力量的游击队。
另一支是邓子恢、张鼎丞领导的福建龙岩、永定、上杭等地农民起义武装发展起来的闽西南抗日讨蒋军组成的游击队。
还有一支是福建漳州农民起义后建立的闽南dú • lì 三团。
这些干部战士大多来自闽浙一带，说的都是地方方言，各团的语言也不相通，叶道志对战士们的话几乎一句也听不懂。
陈康的语言工作环境稍微好一点，但与叶道志大同小异。
另外与正规部队相比，游击队纪律散漫，装备也很差。
在这样不熟悉、不理解的环境里，有的干部不同程度地滋生了消极情绪，他们思念自己的老部队，思念八路军。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几位对分配工作有意见的同志经常在一起发个牢骚，甚至密谋一起离开新四军回八路军原部队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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