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７月３１日，叶道志、陈康、徐长胜三人在一起经过周密地计划，决定每人带一支短枪离开新四军部队，计划取道黄山经祁门穿江西上饶过九江到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去。
为了遮人耳目，他们以看地形为名，让军部特务营营部通信班副班长杨绍良同志带路，各自带短枪离开部队。
当4人走到了皖南祁门县大山里头时，叶道志感到目的已达到，再让杨绍良跟着可能会影响自己的行动计划，就对杨绍良同志说：“我们不回去了！”
杨问：“你们到哪里去？”
叶说：“我们回八路军那里去，你愿意去的话就跟我们一块走，不愿意去你就回去。”
杨绍良是新四军土生土长的战士，对新四军有深厚的感情，况且，对他们所说的到八路军那里去也表示怀疑。
杨绍良当即表示不愿意跟他们一起走，转身回到新四军司令部，并向军部报告了这个情况。
叶道志、陈康、徐长胜三位干部携枪离队出逃的事情震惊了新四军领导。当时副军长项英不在家。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立即报告了军长叶挺。
由于此事事关重大，牵扯到两军（八路军、新四军），也牵扯到东南局和中央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军长叶挺会怎样对待呢？
叶军长知道了这件事后火冒三丈。严令副参谋长周子昆立即派人限期把逃跑的三人抓回来。
事已至此，周子昆即刻命令军部侦察科长李志高立即带人去追捕。
李志高等人在杨绍良的带领下，沿他们三人出逃的路线追到江西景德镇山区，终于发现了叶道志等人。
经劝说无效后，双方动武，徐长胜拒捕在当场被击毙，陈康因为平时善跑，看看形势不对，掉头跑掉了，李志高只抓到叶道志一人，押回军部。
叶挺军长认为这三人是战场逃跑，为严肃军纪，报请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批准qiāng • jué 。
临刑前召开公审大会，批判叶道志、陈康、徐长胜逃跑是要去投降张国焘。
叶道志承认：不经组织允许擅自带枪离队是错误的，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罚。
但辩称不是叛变革命，更不是去投靠张国焘，而是对分配工作有意见，认为新四军看不起他们，排斥延安来的干部，特别是排斥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所以想回八路军工作。
当时多数人认为叶道志应该枪毙，也有几个人主张不要枪毙，张道庸（陶勇）等人还写了保状，要求不要枪杀叶道志。
但结果叶道志还是于８月３０日被qiāng • jué 了。军直属党总支扩大会议，还批评了张道庸等几个联名写信保叶道志的同志。
这就是新四军历史上，第一起经国民党三战区批准错杀我党自己干部的事件。
此后，1939年6月24日，又发生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根据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所谓“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将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处死，由叶挺带到江北的警卫班执行。
这两个事件的发生，反映了当时新四军错综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和水火不容的人事关系。
也反映了新四军和八路军在统战问题上对国民党政府的不同态度。在八路军对国民党军委会只是应付，根本不存在向他请示如何处理自己干部的事情！
话分两头，陈康死里逃生，他一口气跑到了武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被叶剑英同志狠狠地痛骂了一顿。
陈康低着头不吭声，默默地承认自己错了。考虑到事情已经发生，将陈康送到新四军肯定是死路一条，叶道志就是榜样。
事实上，叶道志、陈康、徐长胜的出走首先是思想认识问题，其所犯的错误是违反组织纪律的性质，跟临阵脱逃是两回事，更不是叛变。
有鉴于此，为了教育和保护干部，叶剑英将陈康送回了八路军。
鉴于陈康所犯的错误，组织上分配他担任八路军第129师随营学校副营长兼主任教员。
一年后1940年10月，由于前线缺少有经验的军事干部，陈康被调任八路军386旅17团副团长，1941年10月任17团团长。
1942年5月又任386旅772团团长。在抗日战争中后期，陈康担任了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指挥千军万马浴血奋战，屡建奇功，受到我军高级将领陈赓的赏识和器重。
解放战争时期，他成为刘邓大军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13旅旅长，紧随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之后，纵横10余省、驰骋数万里，先后参与上党、晋西南、洛阳、淮海战役、渡黄河，越长江，挺进大西南，保卫边防，把胜利的旗帜插到祖国的西南边陲。
陈康将军于昆明军区任职二十五年，悉心研究亚热带丛林作战，其“大炮上山，小炮上树”等战法威镇南疆。
建国后，北越战斗骨干大多为陈康之十三军训练。据说，1979年南疆之役，凡越军闻十三军部队上来，不战自退，并曰：“哪有徒弟打师傅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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