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喜洲向华卓然回忆起西路军那段艰苦的征战史：
一个西风萧瑟的秋夜，星星在高空眨着眼睛，山坡上的灌木和野草，已经凋萎和干枯，残枝败叶被秋风吹得漫山飞舞。
村落里的灯火渐次熄灭了，狗吠的声音也早已消逝了。只有浩莽的黄河，仍然以它那一泻千里的气势奔腾直下。
两岸的山岩像一双黑沉沉的铁手，用力地揽住了河身，黄河愤怒地咆哮着，涌起排空的浊浪，发出巨雷般的声响，冲击着岩石，水花四面飞溅。
河边的渡口集中了大量的整装待发的红军队伍。我们要在这个深秋的夜里，冲破黄河天堑和敌人的封锁，渡河西进！
华卓然听着孙喜洲款款的叙述，仿佛身临其境。他虽然没有去过河西走廊，但长征到达陕北，黄河的雄浑，黄土高原的伟岸，他记忆犹新。
孙喜洲继续叙述：
这便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夜，红西路军准备由甘肃靖远县附近渡河西进时的情景。
那时我是红三十军副参谋长，程世才是代理军长、李先念是政委、李天焕是政治部主任。
我们这几个人，年龄不相上下，我比程军长还年长两岁。
我站在岸边的一块岩石上，面前是随着水波跳动的一排渡船，每条船由一个战士用绳子拉着，旁边集合着等待渡河的战士。
身后的山坡上，是排列好的机关枪和迫击炮，射手们都紧紧地盯着对岸，那里正闪烁着敌人的手电筒的亮光，夜风不时地送来敌人相互喊叫的声响。
我站在程军长傍边，周围是一群等待传达命令的战士，还有前卫师—一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
大家都屏息等待着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大家继续沉默着，就是平时爱说爱笑，刚满二十四岁的熊厚发师长也一语不发。
我知道，虽然面对着敌人重兵把守的黄河天险，但大家想到的绝不是恐惧，而是如何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听李政委说，西征是执行延安的命令，是在延安的领导下进行的。这个没有错，但是李说的延安，未必就是指máo • zhǔ • xí 。
我后来在延安参加中央党校的学习，才明白了当时的西征背景比较复杂。
你可能不知道，张国焘与中央分手南下后，另立机构，并自任主席，却一直没有宣布。
到百丈关战役失败后，当时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和被四方面军挟持着的朱总司令、刘伯承等，都同意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可张国焘心口不一，未表示同意，这是我们知道的。但还有一个事实很多人没有注意或不了解，这就是恰巧这时张浩①回国，他对一、四方面军居中调停。
最后的结果，是四方面军直属于莫斯科，与延安是横向的平行关系，而没有上下隶属关系。
这样，为了尽最大可能促成二、四方面军会合并一同北上，中央为了照顾大局，就既往不咎，宣布了一个新的指挥机构，仍保持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时的决定，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并且授权朱张全权负责军事。
所以，以朱、张之名发给西路军的命令，也是以中央的名义发的。但我们当时确实不清楚这层关系。我们只以为是延安的命令。
两个月以前，红四方面军已走出了草地，以后经过岷州，到达甘肃会宁县境驻扎。
同时，一方面军西征到了固原一带，二方面军也正向固原靠拢。在这三大主力会师的情况下，我们满以为可以打上几个漂亮仗，从而争取国内和平，实行一致对外抗日的主张。
那个时候我还在红三十二军，组织西路军时我才到三十军中去。关于西征河西走廊，我是到三十军后才听几位军领导说的。
会宁会议以后，有一天，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忽然来到红三十军，传达了张国焘组织西路军西渡黄河到宁夏建立根据地的命令，说这是延安提出的“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钱”的战略部署。
当时我们听后都很高兴，为能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战斗而高兴。
部队经过动员，便士气高昂地顶着秋风，踏着落叶，浩浩荡荡地向黄河边上开来了。
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才明白当时的情况。
会宁会师后，红军在陕北并未站稳脚跟，剩余几万红军的出路并不明确，而恰在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变化。
四方面军及在陕北的中央逐渐统一认识，明确了打通国际通道的战略思想，也就是宁夏战役的计划。
即在四方面军靠近一方面军时开始实施宁夏战役，占领陕甘宁全部，并以红军一部占领xīn • jiāng ，具体由张国焘与朱德负责制订计划和执行。
朱张很快就拿出了一个作战计划，即四方面军进入甘南后，分兵一部与一方面军会合，其余部队渡河西征，占领平大庄凉，摆开扇形防御态势，威胁西兰一线，准备全部占领甘肃和宁夏。
为了避免暴露我军的行动方向，部队在离黄河三十里的地方驻扎下来，秘密地进行侦察，选择渡口，并在那些密密层层的梨树林里造船，进行敌前登陆的军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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