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夜间，我奉程代军长和李政委的命令，带领前卫团，按照预定计划，在靖远上游三十里的地方渡河了。
但是船到中流搁上了一片浅滩，过不去。情况是严重的！我们三十军是一梯队，九军、五军、总直属队是二梯队。
渡河的道路要由我们开辟，全军同志今晚都在看着我们。
这时，远远传来几声鸡啼，东方已泛起微熹，我立即同前卫团长交换了意见，并取得军部同意后，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辛苦了一夜的战士们，这时抬起被水浸湿了的船只，在天亮前赶了三十里，返回了原驻地。
第二天军部又派我继续带着侦察队过河渡口去侦察。
经过一天的努力，我们侦察到虎豹口可以渡河。我和侦察队并将敌人河防部署情况基本上弄清楚了。
当天下午，程军长带了我及八八师的团以上干部和二六三团(前卫团)的连、排干部，换上便衣到河边看地形。
我们隐蔽在河岸上，看到滚滚的黄河，从两山之间咆哮而来，浩荡直下，对岸的光秃山峦，重叠纠缠，起伏不尽。
贴近河岸是一带平川，山上山下都是碉堡，敌匪马禄的骑兵旅就在这防守。敌人的工事不能不算严密。但它是挡不住我们红军的。
八八师的登陆地点选择在对岸山谷比较宽的一个小树林旁边。
薄暮降临，部队又一次告别了房东，悄悄地向虎豹口出发了。黄河南岸有许多村庄，为了保证群众的安全，我们劝他们不要出门送别。
但是在到渡口附近的一个村子时，一条狗狂吠不已。为了不暴露我军行动，我们花钱将狗买下，把狗嘴堵住，并讲明红军渡河后这只狗可以归还老乡。
而老乡则说：“为了军机大事，一只狗算得了什么？”
十点钟左右，部队到达渡口。对岸的马匪不时地放着冷枪，大概是在为自己壮胆。
慢慢地我的表针指着了十一点。我提示军长。军长向周围的同志一挥手说：“渡河！”
那些渴望着行动的战士们，立即将命令带回本班，霎时之间，虎豹口两侧轻舟齐发。我们坐在河边的指挥位置上，心情紧张，像弓上弦似的。
二十分钟以后，对岸传来枪声，军长命令火力掩护，顿时枪声、炮声掩盖了奔腾的黄河水声。
先头部队投掷的手榴弹和掩护部队发射的迫击炮弹，在对岸团团爆炸，战斗的火光，由河岸转向了小山，先头部队向纵深发展了。这时我们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船只都陆续返了回来，河南岸的同志们高兴地跳起来了。有人喊，快攻打碉堡；有人急着登船渡过河去。
掩护部队正以猛烈的火力掩护着船只往返。登上岸的部队，以勇猛的动作和步机枪、手榴弹的猛烈火力，迅速地将敌人河防军一个团固守的防线突破了。
我们占领了十几个碉堡作立脚点，守敌一个多连，除较少数逃命外，全部被我歼灭。
虎豹口，这是西路军最终选择的渡河点，但并非最初的选择。
天亮时已渡过了两个团的兵力。军长让参谋长随即过河，亲自掌握两个团的兵力。
军长带着我从渡口回到指挥部，警卫员送来两碗羊肉面条汤，这时我们才想起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当我大口吞咽着又香又热的面条时，又想起了正在战斗的同志们：一天比一天寒冷了，马鬃上经常挂着白霜，风吹得皮肤像刀割似的，可是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呢……
我看着军长，他也在沉思着。
因为几天几夜没有合眼，我想着想着，便不知不觉的伏在桌子上睡着了。
忽然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把我惊醒，接着听到了飞机扫射声。参谋跑来向军长报告说有数架敌机在渡口上轰炸。
我忙跑出去一看，还好，因为早已有过防空布置，我们损失不大。敌机一跑我们又开始了紧张的渡河。
我们知道，轰炸的飞机应该隶属于胡宗南部，因为马家军是没有飞机的。
于是我们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
全军人马都渡过了黄河。红三十军仍是前卫军，它像一把利剑，刺向敌人心腹，乘胜猛追。
第二天下午四时，八十九师在宋家川，以三小时的战斗，击退了马骑兵旅的阻拦，俘虏了二百多敌人，缴获了八百多支步枪，十余挺机枪，七十多匹战马。
第三、四两天，敌人退却，我军一直追到景泰和一条山一带。
三十军仍担任前卫军的任务，向西北警戒马步青部，向东北警戒宁夏马鸿奎部。
九军和五军作为前卫军的预备队，另一方面向兰州方向警戒胡宗南，向西南方向警戒马步芳可能从青海方向来的援兵。
第七天，程军长亲自率领八八师两个团，在宁夏中卫县五佛寺，两小时就击退了马鸿逵的骑兵团。
就这样，在渡河的一周内，西路军进展顺利，并击溃了阻截的马家军多部。
红三十军两个团占领五佛寺的第二天，忽然接到总部电报，命令我们大量收集船只，准备回陕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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