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渡船，两个人到前面小岭街上的一个茶馆，要了点吃的。
曹丹辉刚吃了一个烧卖，小跑堂的就进来低声说：“你们快走，泾县县长带着20多人进街来了，我给开后门。”
于是，他们二人又脱险了。
他们翻山越岭，在一个夜晚终于来到了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山村，在老两口家的小草房里住了两天。
原来，他们的儿子和女婿都是新四军。
第三天早晨，在老两口的帮助下，他们翻过一座山，终于到了长江边。
在山下小村里，他们又碰到了老3团的同志，见到了营长袁大鹏。接着，又在前面一个村里见到了突围出来的特务团政委张闯初。
当晚，几名团营干部在一块儿开了个会，决定暂停在长江南岸铜陵、繁昌地区开展游击斗争。
一个多月以后，他们继续收容从皖南突围出来的同志，达到2个营4个多连，终于在无为县胜利地渡过了长江，到皖中与挺进游击纵队会合。
1月12日夜，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作战科副科长叶超分散突围时被分配跟随项英一路。
叶超觉得人太多，目标大，不易突围出去，他向项英等提出来。可是他的话谁也不听。
于是他就拉开距离，让大家先走，自己殿后。结果，由于太累，他一坐下来就睡着了。
醒来之时，周围一片漆黑，一个人也没有了。过了一会儿，侦察科科长陈铁君赶了上来，他是因病掉队的。于是，他们结伴翻越火云尖。
天亮时，他们把所有的地图、文件撕碎埋掉，以防被俘时让敌人搜去。
再往前走，到了西坑，碰见了叶挺、饶漱石等首长，大家会合了。
叶挺坐在一片小树林里，身边还有副官、警卫员，大家默不作声。
叶超去见叶挺，把余立金组织部队的情况简单作了汇报。
后来，叶超跟陈铁君商量后向饶漱石提出了趁天黑之际突围出去的建议。
饶表示同意，并代表党组织请叶挺到山下与国民党军第108师谈判，后来叶挺被扣押。
14日黄昏，饶漱石组织突围。叶超往外冲时，跟陈铁君也失掉了联系，但碰上了作战科的两个见习参谋，一个叫王守智，一个叫刘述辉。
刘述辉对打游击有经验，他们一行三人后来突围出去了。
陈铁君在突围途中又遇到夏征农，他们与地方干部陈爱曦半夜三更躲在一个熟悉的村民家中，一躲就是近一个月。
后来，夏征农通过圣公会陆会长帮助，去茂林买来了两套便衣，化装成茶商。
夏征农当老板，陈铁君扮成伙计，由可靠的圣公会冯教友带着从柳村出发步行到泾县县城。
在城里住了一夜，第二天继续步行到芜湖。再从芜湖坐火车到南京，又从南京转车到上海。
不久，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同志派交通员把夏、陈送到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
经过一个月的颠沛流离，叶超和途中遇到的胡立教、扬帆一起，在2月15日上午安全到达苏北东台新组建的新四军第1师师部，见到了陈毅代军长和粟裕师长。
当天下午，他们三人向陈、粟首长汇报了皖南事变经过的详细情况。
16日晚，叶超等到达盐城。赖传珠参谋长派人要叶超和胡立教到军部去向刘少奇政委作详细汇报。
这天晚上，刘少奇一边听汇报，一边提问题，问得很具体，插了很多话，分析很到位。
刘少奇谈了皖南事变的教训，主要是没有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敌后，举起民族抗战的旗帜，求得发展壮大，而被统一战线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最后他说：你们二人是皖南突围到达新军部的第一批同志，也是最清楚情况的同志，中央很需要这方面的材料。
很快，叶、胡二人遵照刘少奇的指示，代中原局起草了一个电报，把皖南事变的详细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
按照时间估算，叶、胡的报告应该是最早向中央报告皖南事变详细情况的。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一些人在事变中的突围经历。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共9000余人，奉命由皖南北移抗日，于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顽固派8个师共8万余人的围攻堵截，激战八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最后突围出去2000余人，其余大部牺牲和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王培臣是突围出来的幸存者之一。
作为新四军第2支队作战科长，王培臣对当时之处境，早就有一种难言的预感，常向支队领导建议准备方案。
当时第2支队在突围中为中路纵队(军部随中路纵队之后跟进)，1月4日冒暴雨于午夜渡过章家渡的舒溪到达茂林东北的风村。
6日战斗即打响。王培臣按支队首长的指令，带领一个侦察班分别到新、老3团传达作战命令，协助指挥榧岭、星谭和山口(百户坑口)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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