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等人的突围是在1月14日傍晚开始的。
他们等不到叶挺回来，知道情况不好，就决定分组分散突围。
饶漱石与5名同志埋藏了武器，更换了便衣，然后往坑口外走去，可没走多远就遇到一群国民党军，为首的是个连长。
他一番盘问，饶漱石赶紧掏出身上所有银圆，连同怀表和金笔塞到那个连长手中，说自己是个商人，正遇上打仗，进山迷路了。
连长望了望嘴上留有一撮小胡须、身穿皮衣的饶漱石，说：下山往东走吧。
饶漱石等赶紧走，才走了几十米，未及庆幸脱险，那个连长突然叫他们站住，饶漱石以为这下暴露了。
不料，连长给他们写了一张路条，又告诉他们：没有路条，你们就这样下去还是走不了的。我只能帮到这里，以后的路，就看你们自己了。
饶漱石一行拿着路条，专走小路，从茂林经太平县城转车到皖南屯溪，经地下交通员王嗣安排，在阳源地下党员汪茫家里隐蔽，并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联系。
2月中旬，在春节前夕，饶漱石由皖南地下党掩护从屯溪乘汽车到浙江兰溪，再经浙江地下党安排护送到永康，最后由地下交通员护送到上海。
袁国平也是1月14日傍晚，率教导总队几百人转向西坑坑尾突围的。
19日拂晓，袁国平等十几个人脱险到巧峰镇附近，又遇上国民党军“搜剿”。由于山路不好走，下午突围时，眼睛近视的袁国平落在队伍后面，被敌人的机枪子弹击中，身受重伤。
军部特务连的几个战士当即轮流背着或抬着他跑。
到了青弋江边，在章家渡河畔，隐蔽于一所破房子中的袁国平因伤不能泅渡，不愿意连累其他战士，自戕而死。
而1月12日深夜，在皖南事变最后突围关头，负责电讯的李一氓待军部电台发出最后一份电报，目睹电台被砸毁、密码本被销毁，才在夜幕中突围。
几经周折，他与钱俊瑞、余立金等相遇，经一户当地农民援助，潜藏多日，后来分手。
钱俊瑞、余立金去宁波转苏北，教导总队3名福建籍青年自愿返回家乡。
李一氓则独自一人有惊无险地到了潜口镇，通过一位店主花高价搞到了一张去桂林的通行证。到达屯溪后经过金华，于2月6日辗转抵达桂林。
李一氓从桂林乘火车到衡阳，转乘汽车于2月17日到达广东韶关。
一个多星期后，他从韶关乘中美航空公司的航班抵达香港，联系到了老朋友夏衍，终于与中共驻港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就这样，李一氓历时1个多月，辗转皖、浙、赣、湘、桂、粤6省赴港，奇迹般地突围脱险成功。
在香港，八路军驻港负责人廖承志和潘汉年详细听取了李一氓对皖南事变经过的口头报告。
接着，廖、潘嘱咐李一氓将事变详细经过写成文字材料，由驻港办电台发往延安。
新四军军部参谋处通信科副科长兼无线电总队总队长曹丹辉，于12日晚奉叶挺之命，向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后才撤退。
深夜突围中，曹丹辉和李一氓很快被冲散。
第二天早晨，一些被冲散的战友又三三两两聚集起来。在一片杂树丛中，曹丹辉遇到了参谋周绍坤、秘书陈烙痕。他们一边往上山走，一边把隐蔽在密林里的同志喊出来。
这时，教导总队一个学员，把随身携带的一面红色的信号旗打了起来。许多被冲散隐蔽起来的同志，赶紧顺着红旗飘动的方向奔上山来。
很快，这个3人战斗小组，扩大成了一支50多人的队伍。
然而，由于敌众我寡，当晚在突围中，这支临时组成的队伍，又被敌人冲散了。
后来，曹丹辉一个人不停地向前走，躲过了国民党军的搜捕。
第二天黄昏，他来到了山下的一个小村庄，竟然碰上了军部机要秘书顾雪卿。
他们来到村里一户穷人家，主人老大爷知道他们是新四军后，热情地给他们做了些吃的。
接着，曹丹辉掏出足够买4套衣服的钱，把老大爷两个儿子身上穿的上衣、裤子全买了。
出了老大爷的家，曹丹辉、顾雪卿二人走到青弋江一条支流边。正要渡河，碰上一群国民党兵，二人又被冲散了。
没法通过警戒森严的青弋江，曹丹辉又一个人辗转到了泾县二十里铺。
在街上一个小商摊上，他遇到的青年女摊主竟是一名地下交通员。
仔细地打量后，她判断曹丹辉是一名新四军，就把他带进了附近的一间草房，让他快从这房子后面的稻田向北走，说那里有渡口。
曹丹辉十分感激她。快速地走向渡口时，曹丹辉又巧遇原来在云岭驻防时认识的小岭造宣纸的工人张大哥。
于是，他由挑稻草挑子的张大哥掩护，一块儿向渡口走去。在渡口，曹丹辉巧遇顾雪卿，俩人才一起渡过了河。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