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厚总下山后，先到太平县的隔河里找到保长。这个保长搜走他带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杀了项英、周子昆。
刘转身又跑到泾县的茂林镇，找到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的担架连，但连长王惠九也不相信他。
刘厚总又跑到旌德县的玉屏乡，改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的特务密查员，要求乡公所送他到第三战区司令部。
玉屏乡公所将他押解到旌德县政府；县长李协昆在一再审问后，于4月28日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等人由刘带路，到蜜蜂洞去查看。
因为项英、周子昆的遗体和负伤的黄诚早已被转移，只看到洞里留有洋烛、棋子、梳子等。
此时，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洪林听村民说刘来了，想在蜜蜂洞附近击毙这个叛徒。
刘厚总发现有人伏击，仓皇逃跑，又到太平县城，投奔国民党县党部。
太平县党部将他押送到在休宁县屯溪镇（今黄山市）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接着又移送皖南行政公署，继续审问。
1943年冬，皖南行政公署将刘厚总押送重庆，他被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又是5年。
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才将他释放，给一笔钱，让他回原籍。
同年5月10日，刘厚总向蒋介石呈上报告，厚颜无耻地拿枪杀项英的罪行去邀“功”，说：“以项英之才能（其在中共之地位、其在江西领导游战时，政府即曾悬赏捉他），设令尚生存于今日，其影响之所及，不难设想！而厚总之所贡献于政府者，其价值如何，当亦不难估计。”
“厚总因被禁有年，致成残体，耳、目、脚等均有重病（现正医病），年龄老迈，六亲无靠，虽蒙厚惠二千五百万元，实不敷医病之用，他如购买行李衣服及旅费与今后生活费用，均无着落。际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为此，不揣冒渎，披沥上陈，恳乞悯其投诚之愚衷，恩准另发救济费（或作奖金，厚总自当登报道谢）若干，以延蚁命，借昭激励。并恳发给自首证书……和护照，俾便返籍，免致当地政府发（生）误会，无任感祷。”
呈文署名刘厚总，又在括号注明“近更名为刘雄”；呈文又说：“批谕交局本部重庆看守所所长张鹄转知”。
这个昔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同国民党fǎn • dòng 派怀有深仇大恨，率领耒阳红军游击队敢打敢拚、英勇杀敌的“山大王”刘厚总，此时则早已成为跪倒在国民党fǎn • dòng 派面前摇尾乞怜，只求“以延蚁命”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刘厚总释放后，拿了路费，哪敢回湖南，就在重庆街头玩了几天，然后坐船到汉口，又吃喝玩乐了一段时间，身上的盘缠所剩无几，只好继续坐船，准备到上海谋事。
船行九江，因无钱续买船票，被赶下船，无奈过起乞讨的生活。
一天，刘厚总饿倒在武记盐铺门口，该铺管账先生是湖南人陈次兴，把刘扶到铺里，从附近小吃店里，买来一碗面条给他吃了。
随后问及刘厚总身世情况，刘厚总谎称自己是来九江采购货物，途中，身上所带金钱被扒手偷光。
陈次兴听说刘厚总同自己是老乡，便对刘厚总说：“我也是湖南人，现在帮亲戚管账，眼下我们盐铺还缺一个人手，我去跟老板说一下，留在我们盐铺做事吧！”
刘厚总一听，正合自己的心意，连称陈次兴是恩人。
但是他心里总是惴惴不安，生怕有人晓得他底细，更生怕共产党会找他秋后算账，毕竟项英身份特殊。
1949年5月间，我人民解放军已向江南一带进军，九江处于前线，非安身之地。
于是，刘厚总想起不久前已辞职去江西新余县的陈次兴，便收拾行李，去找陈次兴。
陈次兴开了一家兴记盐铺，自己当老板。见刘厚总来，陈次兴便劝刘厚总：“你就莫回湖南了，就帮我管管账如何？”
刘厚总忙答应：“行啊！我只要陈兄给口饭吃就行！”
数日后，新余解放，陈次兴把刘厚总当作自己的堂弟填上户口册，正式成了陈家的一员，刘厚总对此欢喜不已，决定在盐铺好好干下去，安安静静地度其余生。
1952年7月，全国开始打击特务、叛徒、fǎn • gé • mìng ，在全国公安系统的统一布置下，新余县公安局开展户口核对，对每户的主要人员历史加以核查。
本来，公安人员已在“兴记盐店”核查完毕，正要转到旁边一户，忽然，有个公安对从店外走过的一个人喊道：“黄局长，你到哪儿去？我们在这儿哩。”
那人闻声走进盐店，对核查的工作人员打招呼：“同志们辛苦。”
这个被称为黄局长的，正是年初才从部队下来的新余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此时分管户口核查。
他与几位检查人员聊不多久，看见了正在忙碌的刘厚总，心中不觉一愣，感到此人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可一时又想不起来。
他立时把陈次兴叫过来，问了一些情况。黄宜蕃听说这个店伙计并非本地人，加重了心头的疑惑，然而经验告诉他不可打草惊蛇，便不再问了，若无其事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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