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厚总（1903—1952），原新四军军部副官处的副官。湖南省耒阳县曾家冲人，出身贫农，文化水平低。
1926年参加农会，开始打土豪杀地主，人称“总老爷”、“大杀星”下凡、“山大王”等。
后参加游击队，不久加入工农红军；红军主力长征后，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新四军军部副官处的副官。
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3月14日，他在泾县茂林蜜蜂洞将项英、周子昆（新四军副参谋长）等开枪杀害，然后下山投敌。
后被关押在重庆，1948年被释放，他潜回江西省新余县，1952年7月被捕，同年8月，这个可耻的叛徒在江西南昌被执行qiāng • jué 。
刘厚总190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他在家乡参加农会。
1927年，担任江头乡农会委员，打土豪斗地主，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
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他参加农民赤卫队（后改为赤色游击队），在火烧冲一带活动比较多。
那时国民党fǎn • gé • mìng 势力猖獗，敌我双方的斗争极为尖锐残酷。国民党地方武装“挨户团”抓住了赤卫队便杀。
赤卫队便用hóng • sè • kǒng • bù 对付白色恐怖，曾于1928年一天夜里杀了刘姓、严姓、李姓、梁姓土豪劣绅。
随后，国民党fǎn • dòng 派集中了当地fǎn • dòng 武装力量，“围剿”游击队，仅龙塘一地就有二百余农会会员被杀害。
当时游击队里出了一个叛徒，当了国民党军队的排副，带领挨户团一夜之间杀了刘厚总的堂哥刘厚林、堂弟刘厚定、刘厚存等五人。
因为刘厚总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总是敢打敢拚，冲锋陷阵，在耒阳是出了名的，当时当地有的群众叫他“总老爷”，也有说他是“大杀星”下凡的。
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面对fǎn • gé • mìng 的“围剿”，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历程，有起有伏，最困难的时候只剩下七个人、两条枪，顺利的时候曾扩大到一百多人。
无论人多人少，满脑子“山大王”思想的刘厚总是要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
1934年，经湘南特委批准，成立湘南赤色游击队，耒阳游击队编为第三大队，归耒阳县委领导，刘德总为大队长，刘厚总为大队政治委员。
1934年冬，刘向明任大队政治委员，刘厚总任大队长。
1935年，刘厚总参加耒阳县委，为县委委员。刘厚总对组织上先后派刘德总、刘向明来游击队担任领导心怀不满，认为是对他的不信任，他们也很难同他合作共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敌当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共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特委委员兼耒阳县委书记谢竹峰同国民党政府耒阳县县长陈必闻谈判，双方确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同时，成立中共耒（阳）安（仁）中心县委，谢竹峰任书记，刘厚总任组织部长。
但是这个人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完全没有入党。
他善于伪装，私欲特重，满脑子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还染上了赌搏恶习。
1938年4月，刘厚总随湘南红军游击队下山编入新四军，起初任新四军军部特务营副营长，因严重违反纪律①，1938年9月被送到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
刘对既紧张又艰苦的学习生活很不适应，一再要求回南方工作；1939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他离开延安，回到耒阳，想重新拉起游击队上山。
因遇困难，不得已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军部副官处第三科任副官，分工管理木工班和饲养班。
任职期间，组织上专门派人前往湘南调查。调查人员发现刘厚总在游击队里经常违犯纪律，有dǔ • bó 的恶习。
所以组织上只让他在副官处当副官，不安排他去重要部门工作。
新四军军部北移时，刘厚总随军部转移。
事变发生后，激战中，刘厚总也被打散。而项英是在突围途中与刘偶然相遇，时间是1941年1月16日傍晚，地点在泾县的大康王（村）附近。
项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在回忆录中说，当时项并不认识刘，听说他是副官处的，才说：“好吧！那就跟我们一块走吧！
1941年3月12日，项英一行在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中，来到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只能住下四人，结果就住项英及刘厚总、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及他的警卫员黄诚。
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则住在半山腰的草棚里（一说为大洞）。
项英因为天气久雨潮湿，那天恰好出了太阳，他将身上的大衣脱下翻晒，暴露了衣服的夹层里携带的金条。
刘厚总看见后，见财起心，人性最卑劣的一面泛滥出来。
3月13日凌晨，刘厚总枪杀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未牺牲，成为蜜蜂洞内唯一幸存者），取走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金表、钢笔，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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