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甸战役指1940年华中新四军发动对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的攻击战，它是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指挥的首次战役，也是新四军武装开辟宝应的第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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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甸战役指1940年华中新四军发动对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的攻击战，它是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指挥的首次战役，也是新四军武装开辟宝应的第一仗。
陈毅作为华中总指挥部代总指挥亲自指挥了这一重要战役。
在曹甸之战中，新四军、八路军以2000余人的伤亡，歼韩顽8000余人，虽然由于诸多原因未能达到占领曹甸的目的。但新四军在战略上获得了重大胜利，占领了平桥、泾河，勾通了与皖东的联系。
黄桥战败后，蒋介石、顾祝同对韩德勤极端不满，而韩则称病不起，“恳请钧座严予处分，另派贤能主持苏北军政，以挽危局”。
顾祝同向蒋建议派王懋功取代韩，王不愿去，继之又拟令冷欣率1个师渡江增援，冷也以大部队渡江困难等理由推诿。
因此，要想救活韩德勤这块孤棋，远水解不了近渴，唯一的希望只有依靠在陇海路北的鲁苏战区司令长官于学忠派部就近南下支援。
而此时的我党在华中也有一枚孤棋。那就是新四军军部孤悬皖南弹丸之地，狭处于无周旋余地的泾县山区，面敌背顽，处境十分险恶。
中共中央一直关注着皖南新四军的安危，想方设法要救出这条被围困在皖南大山里的大龙。
两党的磨擦不断升级，蒋介石“原来想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可黄桥之战结果大出蒋氏所料。
黄桥战役之后，周恩来尖锐指出，蒋介石“是要复仇的，在苏北战争结束后，王懋功就到顾祝同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
对蒋、顾在黄桥战后要在皖南报复，延安早有预料。
1940年9月，黄桥战前，máo • zhǔ • xí 、王稼祥就对项英明确指示：“韩德勤部是顾祝同唯一嫡系，受我打击后，顾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
“确悉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江南北新四军之命令，请叶、项、胡(即刘少奇，时化名胡服)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
1940年夏天，顾祝同为了“预防并准备制裁”皖南新四军，特意将上官云相的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从江西前线调到皖南。
9月21日，顾祝同“为统一党政军指挥，加强防制起见”，决定成立“对外不公开不行文”的“党政军联合委员会”，由上官任主任委员。
议定：凡苏南、皖南“该区域内党政军一切有关事项事务，即由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负责，以命令行之”。
顾祝同授其防制长江以南新四军的尚方宝剑。
黄桥战后，máo • zé • dōng 、朱德、王稼祥于10月12日提醒新四军军部：“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①就是明证。因此，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
中共中央担心黄桥战后会招来蒋、顾对皖南新四军的报复，同样，顾祝同也顾忌如在皖南动手会使苏北韩德勤遭到更加严厉的打击。
韩德勤在新败之余是否还能经得起再一次攻击?何况八路军黄克诚部已挺进到苏北，顾祝同对此必然要作出慎重的权衡。
10月28日，叶挺应邀去泾县会晤上官云相时，上官极力想从叶挺口中探询中共黄桥战后的动向，“着重问及苏北是否已停止行动，并能否保障今后不再进攻兴化”。
上官还向叶挺透露，蒋对顾在皖南的态度极为不满，曾有电责顾，顾“还是想以和平方式求得解决皖南问题，缓和苏北问题，但战区中黄埔系少壮派则颇有主张即打者”。
据叶挺汇报，“顾对进攻我迟疑不决。一因无完全把握消灭我军，二则估计如皖南动手则我对苏北必彻底消灭韩”。
可见国共双方在苏北和皖南的利害关系密不可分。
中共中央经过党内高层的反复讨论和慎重考虑，为争取事态向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面转化，于11月9日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致何、白“佳电”。
一方面据理驳斥并拒绝“皓电”限令新四军、八路军开赴黄河以北的要求，明确表示国民党如进攻，中共必定自卫的立场。
另一方面主动表示让步，答应将皖南新四军开赴长江以北。
máo • zhǔ • xí 在11月15日向党内指出：“蒋介石怕我们皖南不动，扰其后方。故我对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活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
中共“佳电”发表后，在各方面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可是，蒋介石却视中共“佳电”态度为软弱可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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