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不过，此时在中国共产党内，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尚未完全树立起来，以教条主义为主要形态的主观主义仍有不小影响，且有重新滋蔓之势。
而其时的主要代表依旧是王明。
1937年11月29日，在共产国际工作了六年的王明乘苏联专机抵达延安。
máo • zhǔ • xí 亲自冒雪到机场迎接，兴奋得将帽子抛向空中，口呼“乌拉”，并在致词时称王明“是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
不过，máo • zé • dōng 等很快就失望了。王明因背景特殊，在延安颇受追崇，四处作报告。
他熟悉马列经典，演讲时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在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形下，王明唬住了不少干部和进步青年，被视为“马列主义理论家”。
当时延安有个较为流行的说法，叫“王明的理论，博古的口才，máo • zé • dōng 的实践”。
其实，王明缺乏在国内的实际工作经验，讲得很空洞。
不久，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
王明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强调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矛头直接针对máo • zé • dōng 提出的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保持dú • lì 性、坚决反对投降主义的主张。
由于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少与会者表示附和，就统战工作做了自我批评。
事实上，苏联当时担心自己两面受敌（德、日），希望中国战场能拖住日本，故唯恐国共合作破裂。
但如果中共放弃斗争，一味对国民党妥协迁就，就会沦为国民党的附庸，其反制作用和自身力量的发展壮大就会落空，也就很难出现和维持全面抗战的局面。
后来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稍后又制造了“南委事件”，血的事实证明王明是错的。
除意见对立外，王明还有宗派主义毛病，闹dú • lì 性，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有心争当领袖。
因此，王明的回国反而给党的工作造成干扰和混乱。
好在有máo • zé • dōng 等人的坚持，好在共产国际在了解情况后，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明确表示支持máo • zé • dōng 为中国党的领袖，并由王稼祥回国传达了这一指示，这才使中共稳住阵脚。
1938年9月末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认识上达成一致，及时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所造成的困扰。
máo • zé • dōng 在会上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这就抓住了要害：党内反复出现、带来严重危害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其思想根源都是主观主义，其共同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即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或书本出发，或照搬外国经验。
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强调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máo • zé • dōng 表示，希望这次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他说：“在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然而，1940年1月máo • zhǔ • xí 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后，王明随即将他1931年撰写、集中反映其“左”倾错误路线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
他在自序中表示：“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
这释放了两个信号：一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排斥máo • zé • dōng 所讲但老祖宗和共产国际没有说过的“新话”；二是有意掩盖“左”倾错误使党蒙受严重失败的历史，为自己辩白。
这使máo • zé • dōng 愈发意识到清除党内主观主义影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很显然，不解决思想作风、思想路线问题，全党就很难真正实现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也就无法有效应对日趋严峻复杂的抗战局面。
但是，在路线问题上掰扯清楚并非易事：一来党在过去长期为主观主义统治，遵义会议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历史问题作结论，“左”的传统在中共党内仍有不小影响；二来王明等人自称执行的是“国际路线”，而中共党内长期存在对共产国际近乎盲目崇拜的情结，人们的认识一下子不容易转过弯来。
máo • zhǔ • xí 很注意策略，从总结党史上的经验教训入手，以统一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为重点，耐心等待时机成熟。
1940年12月，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回顾党史，指出苏维埃后期“左”的政策是路线错误。但这没有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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