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江西省委机关设在吉安邻县安福的南山上，山势险峻，目标隐蔽。山间居民都是中共的基本群众。当时省委机关与驻吉安的国民党第三行政区专员李林曾有过共存的默契。
1941年7月，新任中共江西省省委书记谢育才到赣，他同意把省委迁到吉安。叛徒李贡珊就凭这一情节向冯琦献计：以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房屋已找好为由，诱骗谢育才等下山。
果然，省委书记谢育才、报务员林云生携带收发报机先后随“交通”下山，他们都被一直带到道署坪十三号落入敌网。
谢、王二人解到泰和时，先被监视在调统室，庄祖方向谢进行诱说，谢不为所动。傍晚，二人便被押送至距城二十余里的马家洲集中营监禁。
此后，特办处和调统室即派叛徒李昭贤等作引线，去遂川县良碧洲山上破坏中共赣西南特委机关。
特委书记黄洛平遭捕后，在叛徒们的包围下屈从。冯琦便把他安置在特办处编审组充当助理干事，以示对叛变者的“优待”，欲使叛变人员继续为之卖力。
9月，中统局人事室主任章志模准备派大学刚毕业的弟弟章志纯去江西任省调统室主任，调原省室主任张启白去重庆为中统局专员。
冯琦则借口大破坏的需要，把张启白留下，担任所谓“高干会”的秘书。
这期间，中统特务最关切的是如何促使谢育才尽快叛变。冯琦、庄祖方除指示马家洲集中营特务随时做诱叛活动外，还多次亲自去找谢、王谈话，但一无所得。
谢育才被捕之初，冯琦曾向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夸言，不难使谢育才投降以破坏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但需要大笔活动经费和汽车。
1941年9月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中统局局长朱家骅一次批给冯琦法币五万元（价值两辆汽车），作为破坏中共南委的专门费用。
在重重压力之下，狱中的谢育才、王勖，备受特务的折磨摆布。谢、王不从，庄便凶厉作色，命人夺去王勖怀中的婴儿。婴儿离开母怀后整天啼哭不食，引起了全监妇女的同声号哭，四邻都为之震惊。
狱中这一示威行动，使得特务们不得不将婴儿送还其母亲。在集中营内的一次严密搜查中，谢育才藏在鞋内的一件秘密报告被特务搜去。
不几天，他们又诱逼谢育才写信骗取中共江西省委军事部长颜福华下山，谢先推拒，后即爽然答应，简单写字条，可是字迹别致，签名特异。
该字条交到特办处后，谢的用意被冯、庄识破。庄祖方由此心生一计，凭搜获的谢育才亲笔信，另外模仿谢的笔迹伪造了一封信，由“交通”持伪造的信上山交给颜福华。
曾任红军dú • lì 团团长的颜福华，出身农民，文化水平不高，没有看出破绽，第二天率领武装人员数名到吉安，结果落入敌网，随即投敌。
颜福华从敌之后，特务们告诉他谢、王的真实情况，让他前往马家洲集中营做诱叛活动。
颜一见谢育才的面，即照特务的恶毒授意说：“你写信叫我下山，怎么你自己还在这里？”意为谢育才已被人陷害，洗刷不清了。谢见了颜，愕然失色，但对颜的一番鬼话，却置若罔闻。
自颜福华及大部分武装人员被诱下山落网后，山上还有省委青年部长唐敬斋、秘书周国钧和少数武装人员。
颜与唐、周一向有意见，特务不便叫颜出信相诱；且唐、周都是大学生，特务也不敢再用伪造谢育才亲笔函的伎俩。
中共老叛徒、调统室指导组长施竹三献计，由他伪装中共南委巡视员上山诱取唐、周二人。
施竹三随“交通”上山之后，邀请二人一同下山“参加会议”。这样，唐、周二人第二天便随同所谓“南委巡视员”下山了。
走在半山腰时，唐敬斋突然发现特务埋伏，即独自逃跑，才行数步，不幸遭枪击倒地。两人被押解到吉安特务机关之后，当天转解泰和。唐被秘密监管在省立医院治疗。
周国钧当天“自首”，唐敬斋伤愈之后，亦被特务诱逼叛变，只因所供和周国钧一样，被解去马家洲集中营“受训”，半年后获释，派在调统室的泰和工作组专搞所谓青年学生工作，被准许在泰和境内当了中学的数理教员。
唐敬斋、周国钧下山之后，中共江西省委仅剩一名中队长和数名武装人员，不久，他们都被颜福华诱下山被捕了。
1941年夏初，中共江西省委遭破坏后，省委所属各级组织的线索亦完全落入特务手中，但由于冯琦等想要进一步破坏中共南委，为防“打草惊蛇”，江西中统调统室仅把各特委和必须速破的县委组织秘密予以破坏，其余暂置不动。
到了1942年5月底，在粤南委遭到袭击后，江西中统便对中共各县委进行了大诱捕。
迄1942年秋季止，江西几乎所有县委、区委、支部均被破坏，只有少数干部未落敌手，但全省组织系统已陷入瘫痪状态。
据江西省调统室统计，中共江西省委以下，先后被破坏的有赣西南、赣西北、赣南三特委、一个前方工作委员会、一个赣江河流工作委员会、四十四个县委、区委、支部共两百余，被捕总人数在两千以上，其中被捕后叛变及参加特务工作的不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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