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极少数的叛徒在破坏党组织方面却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破获地下党外，中统还以特务手段来诱骗瓦解和消灭人民武装力量。
按照他们的计划，一是派中共江西河流特别工会叛徒诱捕瓦解刘国兴部游击队武装；二是派李刚率人去赣东光邵、资贵进剿中共福建省委武装曾镜水部；三是派罗文华率队前往鄱阳、乐平、婺源瓦解中共武装杨文翰部。
其中因叛徒与特务的有效合作，两度有所得逞。
刘国兴原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兼闽赣边区游击大队大队长，在敌后开展游击。
1942年5月间，冯琦唆使叛徒万钧安、陶乐找到刘，诡说江西省委要与刘联系，取得信任。冯琦接着派叛徒曾志伪装成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深入刘部营地探察。
7月8日，又假称江西省委令刘去安福山上受训，并嘱其武装接受“省委派人”的领导。“迭经运用技术”，将刘带到泰和逮捕。
在软硬兼施之下，刘按照特务之意，亲笔书写字条，命所属武装人员，听从曾志调遣，从而使全部人枪都落入敌特手中。
9月8日，特务们与国民党瑞金县长、“本局同志”马鲲所率便衣队武装“内外夹击”，将游击大队击溃。
与此同时，7月间，冯琦受国民党吉安区专员李林的请求，派行动队长李刚率领特务分子数名前往吉水县，袭击当地农民叶章本所率领的自发武装组织“逃生队”。
叶部所属有二十余人，先被李刚诱骗“收编”，后又以“听候训话”为由，命全体人员列队，特务们从背后用机枪扫射，全部杀死。
这样，中共江西省委与其所属各级组织及其武装，基本上遭到了破坏。为此，中统局朱家骅、徐恩曾等欣喜异常，来电特予冯琦嘉奖，另发奖金六百元，庄祖方亦受提拔奖励。
在中统的历史上，这样的所谓“成绩”还真是不多见的。
封天宇在吉安、泰和十多天，基本弄清了中统破坏江西省委的情况，他回到广州后，将情况详细向何翠姑汇报。何翠姑据此向南方局汇报。
南委事件后，由于南方局采取断然措施，命令方方②即刻赴延安③，国统区的地下组织一律停止活动，相关人员尽速转移，长期隐蔽，才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展、蔓延。
南委事件是继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又一次严重fǎn • gòng 事件。
南委事件发生后，南方局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展，以保护广大干部和各地党组织。
特别是南方局领导周恩来听了事件的汇报后，指示：
（一）继续贯彻“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二）放弃暴露的党组织；（三）撤退暴露的干部；（四）暂停党的组织活动；（五）白区工作服从武装斗争；（六）未撤退的党员实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并开展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活动。
南委根据南方局的指示精神，结合闽粤边区的实际，作了具体部署：（一）支点保留特委、县委（取消党委制，改设特派员制）；（二）区委以下组织解散，区设联络员，支部设观察员；（三）白区党的组织全部解散，停止活动。
方方按这些决定结合实际情况还作了具体补充和部署：
（一）撤退不是“卷土而走”，党组织停止活动后，原有支部或小组要留根子，确定政治可靠的党员作为观察员，了解党员的表现，为将来恢复时做好准备；
（二）撤退并非溃退，要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先撤退暴露的干部，然后撤退其余干部；
（三）停止工作，组织分散，但对下属要作好具体安置；
（四）在潮汕沦陷区的党组织继续活动，开展武装斗争；
（五）闽西、闽南老苏区、老游击区，保留特委和县委，区以下组织解散，设观察员和联络员。而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进攻，则采取有理有节的斗争，以保存和积蓄力量。
方方还指定李碧山为南委联络员，负责与南方局和闽西、闽南、潮梅地区的联系。
到1942年10月底，南方局和南委的紧急应变措施及具体部署已基本传达到闽粤边区各级党组织，此后，党在闽西的斗争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岁月。
在艰险复杂的形势下，闽西特委采取建立生产基地的办法，就地隐蔽干部。
在特委的统一调配和部署下，龙岩县委和岩西北县委留在内线的干部，选定本县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较好的小池、大池、江山、铁山及岩永交界的角罗坪、新坑、三井等支点，先后建立了10多个生产单位。
参加生产的干部有四五十人，从事开荒种地以及手工业、副业生产。
永定县委在南溪、西溪、龙门以及上杭黄沙埔等山区村寨，建立了14个生产基地，从事农副业生产的干部也有四五十人。
在隐蔽生产期间，广大党员干部与周围群众亲密相处，同甘共苦，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忘记缴纳党费，不少人拿出仅有的三升五升、三斗五斗大米作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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