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集中后，干部、战士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但是，由于环境条件、作战对象和作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人在思想上存在一些顾虑。
此时较突出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对国共合作有顾虑。
有的干部、战士认为，部队在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中，吃够了国民党剿杀的苦头，过去的仇人不但成了今天的友军，而且还要受其指挥，他们在思想上想不通，在感情上也接受不了。
二是有的干部、战士对日军作战的信心不足。
当时把日本人传得很邪胡，特别是从淞沪战场和南京保卫战获得的信息，以及国民党军队散布的悲观情绪，对我们部队影响很大。
这一点林凯之、易云珍他们都有同感。记得当时陈毅司令员就给他们开过会，讲过话。
沙海根说，为此，三支队于1938年5月份在驻地西溪南举办了连以上干部集训队，对干部进行思想教育。
集训期间，支队首长亲自来上课，组织大家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有关方针、政策，提高对国共合作意义的认识，还组织学习如何开展敌后游击战、如何开展群众工作等。
支队领导不仅讲解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还和战士们一起研究水网地带如何作战等，在思想上和战术上对日后皖南地区的对日作战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和促进作用。
集训结束后，战士们都觉得心里亮堂多了。
新四军在岩寺集中不久，国民党第三战区传下通知，派点验组来新四军驻地点验。
这种点验，名为不许部队吃空名，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企图通过点验把新四军的编制额从此卡死，限制新四军日后的发展壮大。
广大指战员对国民党这种伎俩极为愤慨，为了尽可能壮大新四军的队伍、抗击日军侵略，大家都积极地开展反限制斗争。
西溪南点验不久，在粟裕的率领下，由第一、第二、第三支队抽调的干部和分队组成的抗日先遣队离开岩寺挺进苏南敌后。
陈毅、张鼎丞率领第一、第二支队先后进入苏南地区。
5月初，三支队随新四军军部离开岩寺，挥师北上。谭震林时任三支队副司令员(对内为政委)。
新四军参谋长兼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主要在军部工作，因此，三支队的军政工作，都由谭震林直接领导。
第三支队接防后，与日军的第一仗便是争夺红杨树的战斗。
1938年6月初，日本华中派遣军为了牢牢控制长江航运线，接济日军进攻武汉，命令驻芜湖的日伪军加强攻势。
日伪军沿青弋江不断南犯，驻守在那里的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节节败退。
这个三十二集团军就是日后皖南事变的真凶。
这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令新四军，加强为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在芜湖、青弋江一线的阵地防务，命令三支队五团接替国民党一四四师在红杨树—峨桥—青弋江一带的阵地防务。
6月中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率领五团和六团三营从茂林出发，于7月中旬到达了青弋江地区的西河镇一线。
沙海根说，我当时就在三营当副营长。
三营从茂林出发，于7月中旬到达了青弋江地区的西河镇一线。
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一四四师和一〇八师以阵地前沿的红杨树为界，沿江设防。
10月7日。谭司令带领三支队从茂林出发，前去青弋江的西河镇正式接防。
接防前不久，红杨树已落入日军之手。部队到达青弋江前线后，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团长孙仲德与国民党一四四师副师长进行了防务交接。
接防后，三支队与国民党的两个师构成三角配置：三支队居前，计划从日军手里夺回被一四四师丢掉的红杨树到马家园一线阵地，然后扼守红杨树、金家阁、青弋江沿岸围堤，阻止日军南进。
一〇八师阵地位于新四军右后方，一四四师阵地位于新四军左后方，两支部队把新四军紧紧堵在前面。
国民党军的恶毒用意是非常清楚的：借日军之手，消灭新四军。
新四军接防后的部署是：支队部带六团三营移驻蒲桥，五团团部留驻西河镇，一营驻离西河不远的王村，三营驻金家阁，陈仁洪带领的二营准备进驻红杨树。
部队按布置展开后，迅速帮助群众重建被日军践踏的家园，并立即构筑工事，做好阻击日军南犯的战斗准备。
为了夺回红杨树，谭司令来到五团，给部队出了一个点子。
他说：“日军刚占领红杨树，立足未稳，地形不熟悉，人心惶惶，你们夜里去闹闹，让他们六神无主。”
部队按照他的指示，派出十多名有经验的侦察兵，趁着夜色，摸到红杨树村里，部队在村外配合，大闹了半宿。
日军摸不清情况，怕给包了“饺子”，第二天天还没亮，便仓皇撤回湾沚据点里去了。部队顺利收复、进驻红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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