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在整个抗战中，国共合作的双方都是同床异梦，没有一天认真合作过。
此话谬矣！
其实在抗战之初的两年里：1937、1938年，应该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尤其是除中央军之外的那些杂牌军。后来蒋介石改变态度，突行“溶共、限共、fǎn • gòng ”的政策，形势才发生逆转。
后来投敌的川军144师，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抗战爆发以后，中日之间的mín • zú • máo • dùn 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也逐步放弃门户之见，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
四川省主席刘湘命令部下出川为国效命，先后派了12个军分批出川抗战。
川军在皖南担负着重要的战略任务。
国民党设第三战区总部在屯溪，其中包括川系第二十三集团军，是第三战区的主力。川军将领唐式遵担任战区的副司令长官。
在皖南的川军配合中央军进行了多次战役，如广德、誓节渡之战，青贵战役，积极打击敌人。
“从此，唐式遵即统率川军两军与日寇作战于皖南、浙赣之间，前后八年，大小战斗不下数百次，官兵伤亡，难以统计。”
总体上讲，川军在抗战方面还是积极的。连被俘的日军士兵也承认：“中国的草鞋兵（指川军）很勇敢。”
在皖南，川军与新四军曾经进行过亲密合作。
首先，在战场上进行了多次配合。
比如湾沚战斗中，川军将领郭勋祺亲自指挥第144师同新四军第3支队紧密协作，取得了重大胜利。
战斗之后，郭勋祺电谢新四军第3支队，并令第144师补充第3支队步枪子弹3万发、黄军服和白衬衣各500套。
川军第二十三集团军在长江担任布雷任务，由于日军防范甚严，都靠新四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掩护。
“新四军支队长陈毅就经常派游击队帮助川军布雷，解决布雷队的食宿和掩护问题。”
其次，川军多次给予新四军物资方面的援助。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qiāng • zhī dàn • yào 、粮饷军需补给，经常克扣、拖延甚至不发。
郭勋祺对此感到十分气愤和忧虑，于是主动给予支援，曾数次赠送qiāng • zhī dàn • yào 。其中一次是在1938年秋，由管理武器库的军械员李文光经手，送给步枪30支，子弹1万发。
再次，两军经常进行文娱活动交流。新四军东进后，“周恩来、叶挺后来均到过岩寺；开展统战工作，和二十三集团军（川军）保持友好关系，利用打球、参观、联欢的机会了解情况和争取他们的进步官兵。”
应第50军的邀请，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负责人曾经率领文工团和篮球队到第50军进行演出和比赛，军长郭勋祺殷情接待，并观看了新四军文工团演出的戏剧以及篮球比赛。
随后，郭勋祺也派第50军的战地服务团到新四军驻地回访，受到新四军首长和广大官兵的热烈欢迎。
新四军曾在自己的油印刊物上刊出一幅体现两军密切合作的画面：两只巨手紧握，一只手上写着“新四军”，另一只手上写着“五十军”，生动地表现了两军的友谊。
新四军的同志还为第50军拍了一组照片，共13幅，其中一幅l是郭勋祺全身戎装立像。后来这组照片被刊登在美国的一家报纸上，题为《川军保卫皖南》，并附有英文说明。
抗战初期，川军与新四军为何能亲密合作？
首先，当然是由中日mín • zú • máo • dùn 和抗战的大局决定的。
随着中日mín • zú • máo • dùn 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曾对新四军指示：“对各种不同的友军，除宣传抗日团结大道理外，必须特别强调与他们有切身利害的问题。例如对川军须特别强调八路军、新四军与川军之友谊，强调蒋介石侵占四川和消灭川军之阴谋”。
新四军按照中央指示，积极开展对川军的统战工作。
“七七事变”以后，中共长江局通过中间人士沈钧儒以“全国救国会”的名义，介绍黄诚、谢云晖、刘烈人、方休等共产党员到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处做川军的统战工作，成立了由黄诚负责的党的特别支部。
其次，也是由川军与中央系的矛盾决定的。因为新四军和川军都非蒋介石嫡系，有着共同的遭遇。
川军出川抗战时“各省应调部队所有开拔作战诸费，多由中央补助。川省则责成本省自筹”。
驻皖南的川军第50军，一贯受到国民党的歧视。
据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忆：“一年半以后，郭将军被解除了他对五十军的指挥权，因为他过分进步而难以得到政治部主任的赞同。他和他的作战部队中的一些年轻军官曾试图不让这个军把枪口转向新四军而不是对准外国侵略者。”
再比如“刘湘部陆续到达太平之后，蒋介石下令任命陈诚由第七战区副长官为代理长官，又令川军部队开往南陵、繁昌、铜陵、大通、青阳、贵池一带，担任对芜湖、湾沚的日军和守卫江防的任务。这是蒋介石趁刘湘患病住院之际，派陈诚夺了刘湘对川军的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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