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人艳羡夹杂着嫉妒的目光中,齐薇薇又买了不少清河特产的山楂、小米,把攒了好几个月的布票、成衣票和粮票,全花光了。

    山楂和小米装在麻袋里,一袋十来斤,她让售货员搬到吉普车后备箱。

    后备箱很快就堆满了,她又往副驾驶和后座上堆。

    最后,她在供销社最里面的糖果柜台上看到了方糖糕。清河本地产的,四方小块,外面裹着一层白色的糖霜,是当地孩子们最喜欢的稀罕物。

    齐薇薇让售货员称了八斤,分四包装——丹丹一份,茜茜一份,齐星一份,齐阳一份。

    每个孩子两斤。

    她把这些方糖糕放在副驾驶座上,用帆布挎包压住,免得路上颠散了。

    一千多花出去了。

    如今她手里还有五万多块钱,加上那些小黄鱼,在1977年的华国算得上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但她知道,这笔钱不是用来挥霍的。

    明年就是1978年了,政策一松动,市场上的机会就像开了闸的水,她会用这笔钱作为启动资金,重新做回前世那个在商海里搏杀的女人。

    二十条围巾,是给家人的心意,也是给自己这趟清河之行的一个纪念——让她记住,她跑四百多里地不是为了那两个小畜生,是为了守住她家人平安幸福的日子。

    买完东西,她拿着汽油票和介绍信,去清河县委后院加了油。

    县委大院跟供销社隔了两条街,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木牌,看门的老头看了她的工作证,又看了介绍信上的公章,二话不说就让她开进去了。

    大院里停着几辆破旧的北京吉普和一辆解放牌卡车,油库是角落里的一个小平房,加油的是个老师傅,戴着油渍麻花的袖套,把油枪插进吉普车的油箱口,一边加一边跟她聊天:“同志,你这车可够干净的,一看就是爱惜的人。”

    齐薇薇笑了笑,没多聊。

    加满了油,她把车开到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国营旅店。

    旅店就在火车站斜对面,出门能看到候车室的灰砖墙和站前广场上那棵歪脖子槐树。

    她开了个单间,把车停在后院,上了三楼。

    房间跟她昨晚住的那间差不多——一张硬板床,一个木头脸盆架,一张书桌,一把椅子。

    墙上贴着去年的报纸,边角已经卷起来了。

    她打了热水洗了把脸,又把脚泡了泡。

    热水漫过脚踝的时候,她轻轻呼了一口气,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明天一早,她要去火车站。

    然后,她就可以回家了。

    丹丹和茜茜大概已经等急了,爷爷奶奶也是。

    和平哥的刀伤,该拆线了,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她把明天要做的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擦干脚,钻进被窝。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旅店值夜班的大姐就来敲门了。

    说是火车站那边已经开始放人进站了,声音很响,隔着一整条街都能听到大喇叭广播车次的声音。

    齐薇薇道了谢,穿上鞋,拎起帆布挎包,一阵风似的就下了楼。

    她的吉普车停在旅店后院,但她没开——火车站就在马路对面,走路过去不到两分钟。

    七月的清晨有薄薄的雾,站前广场上的槐树叶子湿漉漉的,空气里有煤烟和蒸汽的味道。

    广播喇叭反复播着从清河开往京市的列车即将发车的通知,候车室门口排着长队,有人扛着铺盖卷,有人拎着鸡笼子,一个妇女抱着孩子蹲在墙角给孩子把尿。

    齐薇薇没有进候车室。

    她站在站前广场的角落里,在一根电线杆旁边,视线越过候车室的铁栅栏门,能看到月台上的情况。

    月台是露天的,水泥地面坑坑洼洼,有些地方积着昨晚的雨水。

    铁轨在晨光中泛着冷光,远处停着一列绿皮火车,蒸汽机头突突地冒着白烟,把半个站台都笼罩在雾气里。

    吕干事出现了。

    他还是背着那个硕大的旅行包,鼓鼓囊囊的,十条羊绒围巾把他的肩膀勒得一边高一边低。

    他走得很急,不停地回头看,像是怕有人跟踪。

    排队检票的时候他把帽子压得很低,玳瑁眼镜反着光,看不清表情。

    火车开了。

    绿皮车厢一节一节地从月台前滑过,蒸汽机头拉响了一声长笛,把站台上送行的人群冲散了几分。

    齐薇薇站在原地,目送那列火车消失在晨雾里,才转身离开。

    吕干事上了火车。

    一个人。

    唐耀宗和唐耀祖还留在清河县。

    一个在劳改农场二场的高墙里继续服刑,一个在县医院传染科的病床上等着咽下最后一口气。

    丁维钧的手,终于没有伸进这道高墙。

    齐薇薇走到旅店后院,拉开车门,发动了吉普车。

    引擎的轰鸣声惊起了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的麻雀,扑棱棱地飞了一树。

    她把帆布挎包放在副驾驶座上,那四包方糖糕压在最上面,白色的糖霜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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