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沉默了大概三秒钟。在这三秒钟里，他想了很多东西——想到了律师执业规范里关于利益冲突的条款，想到了明天律协可能会打来的问询电话，想到了财经媒体会用什么样的标题来写这段关系，想到了他妈看到新闻后会在家族群里连发多少条六十秒的语音。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违反过任何一条职业规范，连边边角角的灰色地带都不碰。他是那种会在红灯亮起前三秒就停下来的人，不是因为胆小，是因为他是规则的信仰者——他相信规则能保护那些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但现在，他站在一个女人的追光灯下，这个女人不讲规则地把他也拉进了灯光里，而他发现自己一点都不想退回去。
三秒钟后，陆时衍伸出手，掌心朝上。
苏砚低下头，看着那只手——修长的手指，掌心干燥，无名指根部有一道很细的疤，是他自己做饭时被刀划的。他在法庭上能说会道，能把最复杂的法律条款讲得让陪审团每个人听懂，但他不会做饭。上次给她煎鸡蛋，鸡蛋壳掉进锅里，他用筷子夹了半天，夹出来的壳比留在锅里的还多。苏砚在一边看着，笑了，说“你这辈子唯一搞不定的东西就是鸡蛋壳”，他说“不是，还有你”。
她把手放在他的掌心。他的手很干燥很温暖，像他披在她肩上的那件西装，像他这个人——不花哨，不炫技，不含糊。他收紧手指，轻轻握住了。
然后他们一起走上舞台。
追光灯打在两个人身上，他们的影子投射在颁奖背景板上，一高一低，一大一小。主持人递过奖杯，苏砚单手接过，另一只手还在陆时衍的掌心里。台下掌声雷动，闪光灯闪成一片。他们站在一起的样子，不是霸道女总裁和小奶狗律师那种俗套的组合，而是两棵根须纠缠的树，并肩站在山顶上，一起扛着一阵又一阵的风。
苏砚举起奖杯，对着话筒，沉默了几秒钟。台下渐渐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等着她发表获奖感言。这种场合的获奖感言一般都是标准的感谢模板——感谢评委感谢团队感谢家人感谢祖国——但苏砚从来不走标准路线。
“我八岁的时候，”她说，声音清晰而平稳，“我爸的公司破产了。穿西装的人把我们家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了，连我的书包都没放过。我爸蹲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背着我偷偷擦眼泪。我以为他没哭，其实他哭了，只是不敢让我看见。后来我发现他在厨房里擦眼泪的时候，抹了一脸的灰——那是搬家公司搬走冰箱时蹭掉的墙皮。我爸说，闺女，人倒了不怕，怕的是摔倒之后再也不敢站起来了。今天我站在这里，手里拿着这个奖杯，我只想跟他讲一句：爸，你闺女站起来了。而且站得很稳。”
台下响起了更热烈的掌声，有人站了起来，然后更多的人站了起来。但苏砚还没说完，她转头看了陆时衍一眼，然后对着话筒补了最后一句，语气很轻，像是在跟谁咬耳朵，但话筒把她的每一个字都传遍了全场，也传到了所有媒体的录音笔里。
“还有，陆律师。九千八的西装，我明天陪你去再买一件。这件归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