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周三到的。
一封牛皮纸信封，贴着冰岛邮票，邮戳上印着雷克雅未克的字样。信封上的字迹很用力，用力到在纸背上都能摸到凹痕，像是一个人在写每个字之前都要酝酿很久，酝酿够了才肯下笔，下笔就不肯再收回去。
苏砚拿着这封信站在门口看了很久，久到陆时衍以为她收到了法院传票。
“谁的信？”他从厨房探出头，围裙上沾着面粉——他今天在尝试自己做手擀面，起因是昨晚苏砚说了一句“你阳春面做得还行，但不一定能做手擀面”。这句话的性质和“你打不赢这场官司”差不多，对一个律师来说，等于宣战。
“薛紫英。”苏砚把信封翻过来，背面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从冰岛寄来的。”
厨房里擀面杖的声音停了。
陆时衍走出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接过信封看了一眼。他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但苏砚注意到他看邮戳的时间比看地址的时间多了两秒。两秒，在陆时衍的行为模式里，意味着“确认安全距离”。
“她在冰岛？”他问。
“信上说的。”苏砚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薄薄的信纸，折了三折，展开之后，上面的字比信封上的更用力，用力到有几个字的笔画戳穿了纸背——
“我在冰岛开了一家书店。这里天黑得很早，但我没有再做过噩梦。”
就这么一句话。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没有任何客套的问候和多余的交代。像是一颗石头从地球的最北端扔过来，飞越了整片亚欧大陆，砸在他们餐桌上，发出一声闷响。
苏砚把信纸递给陆时衍。他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折好放回信封里。
“她一直想开书店。”他说，语气平淡得像是在复述一个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事实，“大学时候就说过。那时候我们还在谈恋爱，她说以后要是律师干不下去了，就去开一家书店。我说你一个法学院的学生，为什么想不开要开书店。她说因为书店里的人都比较安静，不像法庭上的人那么吵。”
苏砚看着他的脸。他说话的时候目光落在信封上，但没有焦距，像是在透过这张薄薄的信纸看一些更远的东西。苏砚认识他这么久，头一次在他脸上看到这种表情——不是怀念，不是遗憾，而是一种很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平静。
“她之前跟你说过去冰岛吗？”
“没有。走的时候只说去国外，没说去哪。”陆时衍把信封放回桌上，“冰岛不错。够远。”
“够远是多远？”
“远到做了噩梦也跑不回来的距离。”
苏砚没有继续问。她从餐桌下拉出椅子坐下来，把信纸重新抽出来摊平在桌上。那一行字在午后的光线里显得格外安静。她忽然发现，薛紫英的字其实写得很好看，是那种在法学院被训练出来的标准楷书，但有些笔画会不自觉地往上翘，像是在规矩的边缘偷偷翘了个二郎腿。
“她以前是你的未婚妻。”苏砚说，不是质问，不是试探，只是在陈述一个需要被摆在桌面上的事实。
“是。”
“差一点就结婚了？”
“差一点。”陆时衍解开围裙放在椅背上，在她对面坐下来，“婚期定了，酒店订了，请帖印了。她在婚礼前一周来找我，说不能结了。我问为什么，她说她做了一件让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她的事。”
“什么事？”
“她没说。我后来才知道，她那时候已经开始帮导师做事了。不是代理案件那种帮忙，是销毁证据、转移资金、做假账——那些我在法庭上会用一辈子去追诉的事，她都做了。”
苏砚沉默了一会儿。厨房里那锅水还在烧，咕嘟咕嘟的声音从灶台上传过来，填满了两人之间的安静。
“那你原谅她了吗？”
陆时衍想了想，说了一句让苏砚有些意外的话：“原谅谈不上。但也不恨了。”
“为什么？”
“因为她已经在做噩梦了。一个会做噩梦的人，不需要别人再去惩罚她。”
苏砚低下头，把信纸重新折好，放回信封里。她的动作很轻，轻到像是怕吵醒信封里睡着的东西。
“我想去看看她。”
陆时衍抬起头。
“不是兴师问罪。”苏砚说，“就是想看看——看看一个从风暴眼里逃出去的人，过得好不好。我们还在风暴里面，她已经在外面了。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陆时衍看着她的眼睛。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很静，静得像一潭结了冰的湖水，水面以下有没有暗流，谁也看不出来。但他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苏砚从来不在正经事上开玩笑。她开玩笑的时候会用很正经的语气说很不正经的话，而她说正经话的时候，语气反而会很轻，轻到你以为她在聊天气。
“好。”他说，“我陪你去。”
一周后，雷克雅未克。
冰岛的首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冷，十月初的气温在零上五度左右，比北京暖和。但他们落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天已经全黑了。不是黄昏，不是傍晚，是像深夜一样浓稠的黑，路灯和车灯在这片黑暗里显得格外锋利，像是有人在黑布上用刀划了几道口子，光就从那些口子里漏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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