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站在机场门口，看着头顶那片漆黑的天幕，说了一句：“怪不得她说天黑得很早。我以为她是在抒情。”
“她不是会抒情的人。”陆时衍把围巾递给她，“法学院出来的人都不太会抒情。她说天黑得很早，就是天黑得很早。”
书店在雷克雅未克老城区的一条小巷子里，门面很小，夹在一家卖手工羊毛衫的店和一家卖古董地图的店中间，稍不注意就会走过。门上挂着一块木头招牌，上面用冰岛语和中文写着“风暴之外”，中文字是手写的，用的是和信封上一样的字迹。
苏砚站在门口，看着那四个字，忽然笑了。
“笑什么？”
“笑她比我们两个都诚实。”苏砚指了指那块招牌，“我花了半辈子才明白，风暴最大的谎言就是让你相信你必须待在它里面。她用一个店名就说明白了。”
推开门的时候，门楣上挂着的风铃响了。不是什么名贵的风铃，是用旧钥匙和贝壳串起来的，声音沙沙的，像是有人在远处抖落一片树叶。
书店里面比外面看起来大得多。四面墙全是书架，从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中间摆着几把老旧的皮沙发和一张木头长桌，桌上放着一壶还在冒热气的咖啡。暖气的温度开得很足，和外面的寒冷像是两个世界。
薛紫英坐在柜台后面，正在给一本书包书皮。她穿着一件深绿色的毛衣，头发比在国内的时候长了很多，随意地扎在脑后。整个人瘦了，但脸色比苏砚想象中好得多——不是那种保养出来的好，而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干净，像是被什么很冷很清的东西从里到外洗过了一遍。
她看到推门进来的两个人，手上的动作停了。
就那么停了大概有五秒钟。剪刀还握在右手里，书皮包了一半，折角还没压平。她的表情经历了从错愕到确认到平静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很短，短到如果不是苏砚这种搞过面部识别算法的人，根本分辨不出来。
“你们来了。”她放下剪刀，语气平淡得像是昨天刚见过面，“咖啡还是茶？”
“咖啡。”苏砚说。
“茶。”陆时衍说。
薛紫英点点头，从柜台后面走出来，路过那排书架的时候顺手把一本歪了封面的书扶正。咖啡机在角落里，她用咖啡粉现磨了两杯，又从柜子里翻出一盒不知道放了多久的龙井，泡了一杯。动作很熟练，但手指一直在微微发抖。不是紧张，是一种被压抑了很久的习惯性反应，就像在暴风雨里开了太久的船，即使进了港，手还是会不自觉地握紧方向盘。
她把咖啡端给苏砚，茶端给陆时衍，然后在他们对面坐下来。三个人的位置很微妙——苏砚和陆时衍坐在那张旧皮沙发上，薛紫英坐在木头长桌的另一侧。之间的距离大概两米，不算远，但足够让每个人都保持完整的安全边界。
“信收到了？”薛紫英问。
“收到了。”苏砚端着咖啡杯，没有喝，只是捧着暖手，“你说你没有再做噩梦。”
“是真的。”薛紫英笑了笑，那种笑容很淡，像是在冰面上呵了一口气，“来冰岛之后就没做过。不知道是因为这里太冷了，还是因为离那边太远了。噩梦这东西也怕冷，温度一低它就懒得追了。”
“那你现在睡得好吗？”
“好。有时候太好，好到一天能睡十个小时。大概是之前欠了太多觉，现在要一笔一笔还回来。”
陆时衍端着茶杯一直没有说话。他看着薛紫英，目光里没有旧情，没有怨怼，只有一种像是在看一份尘封已久的旧案卷的审视。这种审视不带恶意，但也不带温度。
“为什么给我们写信？”他问。
薛紫英低头看着自己放在桌面上的手。那双手上有一道浅浅的疤，是当年在某次销毁证据的时候不小心被碎纸机割的。她以为这道疤会跟着她一辈子，但来冰岛之后，疤痕在干燥的冷空气里慢慢褪色了，现在只有凑近了才能看出来。
“因为你们赢了。”她说，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打上来的井水，带着一股清冽的凉意，“我在网上看了那场庭审的报道。你当庭呈上导师涉案证据的那一段，有在场记者写了篇特稿，标题是《法律人的良心》。我读完那篇文章，在书店里坐了一整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就去给你们写了那封信。”
“为什么要等一个晚上？”
“因为要用一个晚上来想，到底想跟你们说什么。”薛紫英终于抬起头，直视着陆时衍的眼睛，“我用了二十年，才从你们故事里的反派，变成你们故事里的配角。这二十年的时间，大部分都浪费在给自己找借口上。直到我在庭审报道里看到你的照片——你站在法庭上，身后是苏砚，你面前是导师的辩护律师，你的眼神和我认识你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就知道，你从来没变过。变的人是我。”
书店里安静了很久。风铃声又响了，不是有人推门，是外面的风吹动了门楣上的贝壳。
苏砚放下咖啡杯，杯底磕在木桌上发出一声轻响。
“薛紫英。”她说，语气正式得像是在法庭上做结案陈词，“在你写的那封信里，有一句话让我想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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