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紫英把酒杯搁在膝盖上，没有接话。
“我想了很久，”陆时衍说，“最后在飞过来的飞机上想通了。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人里面，做错事之后付出代价最大的那一个。你在资本总部偷那些交易记录的时候，是抱着回不来的打算去的。”
薛紫英的手抖了一下。杜松酒从杯子里洒出来两滴，落在她的羊毛毯上，洇出两个深色的小圆点。她低头看着那两个圆点，像是在看什么重要的证据。
“你不用替我美化。”她的声音很轻，“我做过的那些事，美化不了。该判的，逃不掉。我只是运气好，遇上了一个愿意放过我的人。”
“我说的不是美化。”陆时衍说，“我说的是事实。律师的职业病——只陈述事实，不做价值判断。至于放不放过你——”他转头看了苏砚一眼，“受害人不追究，律师没有立场越俎代庖。”
苏砚白了他一眼：“你说话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
“我正在努力。”
“这叫努力？”
“刚才那句话里没有出现任何法律术语，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薛紫英忽然笑了。不是那种客套的、敷衍的笑，是真真切切被逗乐了——肩膀在抖，眼睛弯成两道缝，笑到最后居然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弯腰咳了好一阵。她缓过来之后，端起酒杯冲苏砚晃了晃，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的话：“你知道我最嫉妒你什么吗？”
“什么？”
“你从来不用跟任何人解释你是谁。”薛紫英把杯子里剩下的酒一口喝完，“我这辈子，在每一个重要的岔路口都选了最错的那条路。不是不知道哪条对，是我不敢选对的——因为对的那条路上，没有我能站的位置。”
窗外忽然亮了一下。
三个人同时转过头去，就看见天边不知道什么时候挂上了一道极光。那光是淡绿色的，从地平线的一头蔓延到另一头，像一条被风吹散的纱巾，边缘处泛着隐隐的紫色。它没有固定的形状，随时在变——刚才还像一道瀑布，一眨眼就散成了满天碎光，再一眨眼又重新聚拢，变成一座横跨天际的拱桥。
苏砚站了起来，走到窗前，把手掌贴在冰凉的玻璃上。她见过无数种光芒——屏幕的光、数据的光、闪光灯的光——但没有一种像极光这样，明明在天上烧得无声又壮烈，落到眼睛里却只剩下温柔。
“你这里每天都能看到吗？”她问。
“不是。”薛紫英也站起来，走到她旁边，“极光不是每天都来。来了也未必看得见，要看天气、要看运气、要看太阳的心情。有时候一连等上十天半个月，连影子都没有。有时候你不等它了，它自己就来了。”
陆时衍没动。他坐在沙发上，端着那杯又苦又涩的红茶，看着窗前并排站着的两个女人。一个是他曾经要娶的女人，一个是他决定要娶的女人。她们站在极光底下，影子被拉得很长，交叠在一起，分不出哪条是谁的。
他忽然觉得，人的一辈子，能同时拥有原谅和被原谅的能力，是一种了不起的本事。他用了三十几年才学会，而此刻站在这间冰岛小书店里的三个人，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跌跌撞撞地摸到了这门本事的门槛。
薛紫英忽然推开了窗户。
冰岛的冬风呼地灌进来，把桌上的旅游手册吹得哗啦啦翻页，把唱片机的旋律吹得七零八落。苏砚被冻得打了个哆嗦，但没躲开。她伸出手，接了一把风，觉得那风虽然冷，但干净得像是从世界尽头刮过来的，不带任何人类的恩怨。
“我在冰岛住了两年，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薛紫英把手伸到窗外，让极光照在掌心，“就是极光从来不说话。它只是亮。不管谁在看、谁在拍、谁在许愿，它都不在乎。它亮了就是亮了，不解释，不邀功，不后悔。”
她把伸出去的手收回来，转过身看着苏砚。
“我欠你们的东西，还不完。但我会一直还。”她说，“这间书店的二楼有一间客房，床头柜的抽屉里放着一把备用钥匙。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们想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待几天，这里永远有一间空房间。”
陆时衍放下茶杯，站起来，走到她面前。他伸出手——不是握手的姿势，是摊开掌心朝上的那种伸手，像在法庭上向法官呈递一份证据。薛紫英看着那只手，犹豫了几秒钟，把一样东西放在他掌心里。那是一枚戒指，很旧了，银色的戒圈上有细密的划痕，像是被反复摩挲过无数遍。
“当年还给你的时候，你少拿了一样。”薛紫英说，“我一直留着。不是舍不得，是没脸还。今天还了。”
陆时衍低头看着那枚戒指。那是他三年前在律所楼下的珠宝店里买的，求婚用的。求婚失败之后他一直没问这枚戒指的下落，薛紫英也没提。他以为她扔了，卖了，或者当了。没想到它被带到了地球的另一端，在冰岛一间小书店的抽屉里，放了两年。
他把戒指攥在掌心里，攥了半晌，然后又放回了薛紫英手中。薛紫英愣住了。
“你留着吧。”陆时衍说，“不是作为婚约的凭证。是作为一个证据——证明你曾经有勇气，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还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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