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让陆时衍意外的话：“我父亲第一次带我去那棵树下，是我六岁那年。那时候树还没有现在这么高，石凳也不是现在的石凳——是两块红砖垫着一块木板。我坐在木板上，父亲坐在旁边的砖头上，跟我说，以后你有什么话不想跟人讲，就来这里跟树讲。树不会回答你，但树会一直在。”她的声音不高，像是在复述一段很久远的对话，每一个字都小心翼翼地掂着，怕碰碎了，“后来他破产了，我们家搬出了银杏巷。但我还是会骑车回去，坐在石凳上，对着一个空位子说话。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下午。”
陆时衍没有说话。他知道苏砚不需要安慰，也不需要解决方案——至少此刻不需要。她只是在对他说一些话，就像她当年对那棵树说话一样。需要的不是回应，是有人听见。
办公室里安静了片刻。窗外的府南河在黄昏的光里泛着灰蓝色的波纹，歪脖柳树的枝条垂在水面上，被风吹得一晃一晃。
“我去找人。”苏砚忽然说。
陆时衍看着她。“找谁？”
“规划局的局长、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文保专家、媒体朋友——能找到的人，我一个个去谈。”苏砚从包里掏出手机，开始翻通讯录。她的通讯录里存了上千个名字，从部级干部到硅谷投资人，从高校教授到dú • lì 制片人。她花半分钟筛选出十二个人的名单，开始逐条发消息。
陆时衍没有拦她。他也拿起自己的手机，给方如海打了个电话，约他今晚加班整理一份关于“古树名木认定程序紧急启动”的法律意见书。两人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各忙各的，键盘声和发消息的提示音此起彼伏，像一场无声的接力赛。
“你那条线如果走不通，我这边还有一条行政申诉的路。”陆时衍说。
“申诉要多久？”
“正常流程六个月。”
“太慢了。绕开它——能不能走民事？”
“告规划局？”陆时衍放下手机，嘴角弯了一下，“苏总，你又让我当原告了？上次让我给你当原告律师，结果把我从原告席告到了被告席。”
“这次不一样。”
“哪不一样？”
“这次你赢不了我。”苏砚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抬头，手指还在手机上敲字。陆时衍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她的意思。这次他们不是对手，是队友。这次不需要分出胜负，需要的是把那棵树留下。
接下来几天，苏砚开始动用她全部的资源。她给市规划局的领导打了电话，对方态度客气但坚定——银杏巷的拆迁方案已经公示过了，移植方案也经过了专家论证。除非有“重大新情况”，否则不予调整。她又找了分管城建的副市长秘书。秘书在电话里答应“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她甚至通过海外投资人联系了一位在国内颇有声望的城市规划学者，对方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建议信，指出银杏巷的街巷格局和植被生态具有“城市记忆活化石”的价值，建议整体保留。这封信被转到了规划局，石沉大海。
第七天晚上，苏砚一个人去了银杏巷。
巷子已经变了样。墙上的红色“拆”字喷得到处都是，有些院门上贴着封条，有些窗户已经被卸掉了，空洞洞的窗框像被剜掉的眼睛。巷口的杂货铺关了门，卷帘门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告示：“搬家了，新店地址未定。谢谢二十年的照顾。老张。”那个“顾”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是写字的人舍不得落笔。
苏砚沿着巷子往里走。路灯坏了一盏，另一盏忽明忽暗地闪着，把她脚下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她走到十七号院门前，门没锁——或者说锁早就被人撬了。她推门进去，院子里的地砖缺了好几块，她父亲当年搭的那个葡萄架只剩两根朽木柱子。但她不是来看房子的。她穿过院子，从后门走出去，走进那条夹在两排老房子之间的窄巷子尽头——那棵银杏树就在那里。
树还在。
秋天的叶子还没落尽，树冠上挂着一层金黄，在昏黄的路灯下显得不太真实，像一幅褪了色的油画被重新上了一遍金漆。树下的石凳还在原来的位置，凳面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银杏叶，有几片还带着露水，在灯光下亮晶晶的。
苏砚走过去，没有拂开落叶，就那么坐在了落叶上。石凳很凉，凉意穿透她的风衣渗进后背。她靠着树干，抬头看树冠缝隙里的天空。天空是暗橙色的，城市的光污染让星星一颗都看不见。但她知道星星在那里，只是看不见而已。她把手机拿出来，翻到父亲的号码——那个号码已经停机快十年了，但她一直没有删。她对着那个号码看了一阵，然后把手机倒扣在石凳上。
“跟你讲个事。”她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在跟旁边的人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你种的这棵树，他们要把它搬走。搬到一个苗圃里。我试了很多办法，找了很多关系，都没用。”她停了一下。风从巷子另一头吹过来，银杏叶沙沙地响，有几片落在她肩头，她没有抖掉，“以前我做公司的时候，觉得这世上没有钱和权力解决不了的问题。代码写不好可以重写，市场丢了可以再抢，专利被人偷了可以打官司打回来。但这次我忽然发现，有些东西不是你能打赢的。不是对方太强，是规则本身就不给你留位置。一棵八十年的树，不够古，不够名，不够资格被保护。它什么都不够——除了对我来说，它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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