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完这些，闭上了眼睛。银杏叶还在落，一片接一片，落在她头发上、肩膀上、膝盖上。她没有哭。她只是很安静地坐在那里，像是要把这棵树的每一丝气息都收进肺里，带回去存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巷子口传来了脚步声。
脚步声很熟。不紧不慢，左脚比右脚稍微重一点点——那是陆时衍常年站法庭站出来的习惯，右腿比左腿稍微吃力些。苏砚没有睁眼，但她能感觉到他在她身边停下来，弯下腰，轻轻拂掉了她肩头的落叶。然后他在她身旁的石凳上坐下。两个人并肩坐在银杏树下，和那些年的无数次一样，只不过这一次坐在空位子上的人换成了陆时衍。
“规划局那边，今天下午有了新回复。”陆时衍说。
“怎么说？”
“说如果要保留这棵树，需要街区全体业主联名申请。银杏巷一共三十九户，目前还在的只有十一户，其余都搬走了。有的去了外地，有的去了国外，有的干脆找不到人。联名签字，从实际操作来讲，几乎不可能。”
苏砚没有说话。
“但是，”陆时衍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苏砚手上，“十一户还在的居民，我今天下午一家一家上门，签了十户。最后一户是老张，就是巷口那个杂货铺老板。他已经搬到双流去了，我开车过去花了一个半小时，到的时候他正在新店里摆货架。我说我是银杏巷十七号苏家的——没说完他就知道我是谁了。他说，你是苏砚丫头的男人，你在电视上出现过，银杏巷出去的姑娘里，就数你最有出息。”陆时衍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声音忽然有些哑，很快轻咳一声压了下去，“他没有犹豫，拿起笔就签了。还从货架上拿了一瓶豆奶，让我带给你，说这是他当年欠你爸的。你爸帮他修过自行车，没收钱，他说下次请你们父女俩喝豆奶。后来你爸破产了，这瓶豆奶就一直欠着。”
苏砚低头拆开信封。里面是十一份签了名的联名申请书，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歪扭，有的用钢笔有的用圆珠笔，其中一份还是用铅笔写的——大概是实在找不到别的笔了。最上面那一张，是老张的签名。歪歪扭扭的两个字，旁边贴着一张便利贴，写着一行小字：“苏砚丫头，豆奶是玻璃瓶的，别放太久，会坏。”
苏砚握着那个信封，手开始发抖。不是那种剧烈的颤抖，而是极轻微的、从指间蔓延到手腕的抖动。她闭上眼睛，把那封信贴在胸口，按在风衣的扣子上面。过了很久，她睁开眼睛，看向陆时衍。路灯的橘色光线打在他的侧脸上，把他眼镜框的影子投在脸颊上。他看着她，没有说“别难过”之类的废话，只是把手伸过来，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比她的暖和，指节上有常年握笔磨出来的茧。
“那棵树，”苏砚说，“是不是真的保不住了？”
陆时衍沉默了。这个在法庭上从来不会犹豫的男人，此刻沉默了很久。他知道苏砚不需要哄。她的问题不是情绪宣泄，是在问他一个事实。
“树可能保不住。”他说，声音很稳，但稳得有点刻意，“但是树可以不走太远。”
苏砚看着他。
“苗圃那边我联系过了。园林局的苗圃分好几个等级，古树名木有专门的一级养护区，温湿度可控，土壤定期检测，有专职园艺师。那棵银杏如果能进一级养护区，存活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他顿了顿，“当然，需要一笔额外的养护费用，还需要一份专家鉴定报告证明它‘具有潜在名木价值’，这两件事我来办。鉴定报告我请了省林科院的退休教授，他愿意以个人名义出具意见；养护费用，律所有一笔公益诉讼基金，正好可以用来支付。”
苏砚没有问“那石凳呢”，因为她知道石凳留不住。石凳不是树，没有生命，不受任何保护条例的庇护。它只是一块被坐了八十年的石头，在法律眼里和一块地砖没有区别。但她还是问了。
“石凳呢？”
陆时衍转头看了一眼那个空石凳。月光下，石凳的表面已经被磨得光滑如镜，那是几代人坐出来的包浆。他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蹲下来仔细照了照石凳的底座，然后站起来，用律师的口吻说：“根据规划局的移植方案，附属绿化设施——包括石凳——不在保护范围内。但从法律上讲，石凳不属于‘绿化设施’，它属于‘私人财产’。”他收起手机，微微一笑，“这个石凳，是你父亲当年自己打的。水泥标号、钢筋规格，我甚至能帮你找到当年的建材购买记录。私人财产，安置补偿协议里没有涵盖，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搬走。”苏砚接过话头。
“对。移植树那天，我安排人来搬石凳。”
苏砚低下头，过了片刻站起来，走到石凳前，弯下腰，用手掌摸了摸冰凉的凳面。月光下，那些被磨得发亮的纹路像掌纹一样铺展开来。她把父亲的信封放在石凳上，银杏叶落下来，正好盖住了信封的一角。然后她直起身，转头对陆时衍说：“树搬走那天，我要来送它。”
“我们一起。”
接下来的日子，陆时衍把那份专家鉴定报告磨了出来。他去林科院找了退休的老教授三趟，第一趟被婉拒，第二趟老教授出差，第三趟他直接带着苏砚一起去的。老教授看完苏砚父亲留下的信件残页，沉默了片刻，然后戴上老花镜，一笔一划地在鉴定意见上签了名。鉴定意见的最后一句话是：“此树虽未满百年，然其所承载之个人与家族记忆，已使其超越普通绿化树木之范畴，具有不可替代的情感与人文价值。”陆时衍拿到这份报告的时候反复读了好几遍，尤其那句“不可替代的情感与人文价值”，读完之后把报告搁在桌上，对着窗外发了好一阵呆。方如海进来送文件，问他看什么，他说：“看一位老教授，怎么用法律语言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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