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两周，苏砚也做了一件事。她去了一趟市档案馆，把父亲当年破产案的全部卷宗重新调出来，连同陆时衍后来补充调查的导师涉案证据，整理成一份完整的史料，题名《银杏巷十七号苏家创业与维权实录》，捐赠给了市档案馆。捐赠仪式上，档案馆的负责人问她，这份史料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苏砚想了想，说：“一个普通人，被时代辜负了，但没有辜负时代。我想让后来的人知道，他不只是破产案卷宗里的一个编号。”
捐赠仪式结束之后，她一个人走到档案馆外的台阶上坐下。陆时衍从背后走过来，在她身边坐下。她忽然说：“你知道我今天交材料的时候在想什么吗？”她侧过头来看他，“我在想，如果当年我爸有你这样的律师，也许他不会输。”陆时衍的手覆上她的手背，轻轻拍了拍。“他会输。”苏砚愣了一下。“但他会知道，有人跟他站在一起。这才是律师真正的作用。”她没说话，只是把他的手翻过来，掌心贴着自己的掌心，十指扣在一起。
终于到了移植那天。早晨六点，天刚蒙蒙亮，银杏巷口停了一辆大型吊车和两辆园林工程车。巷子太窄，吊车开不进去，工人们只能先用滑轮和绳索把树冠固定，再从根部一点点挖开泥土。苏砚和陆时衍站在巷口，看着那棵银杏树被裹上厚厚的麻绳和草席，根系被一铲一铲地从泥土里剥离。每挖一铲，苏砚握着陆时衍的手就紧一分。
老邻居们也来了。老张带着他那瓶豆奶——这次是新的，玻璃瓶换成了塑料瓶，但牌子没变。他把豆奶塞给苏砚，说这次不是欠的，是送的。他看了一眼那棵被裹成粽子的银杏树，眼眶红红的，嘴上却笑着说：“这树有福气。搬家都有吊车。我搬家的时候，就一辆三轮车。”其他几个还住在附近的老邻居也陆续来了，有人手里提着暖壶给大家倒热茶，有人搬了几个塑料凳让年纪大的坐着看。不大的巷口稀稀落落站了十几个人，没有横幅没有仪式，就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一群普通人，来送一棵树。
树被吊起来的那一刻，苏砚松开了陆时衍的手，往前走了几步，一直走到吊车起吊范围的边缘。晨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洒在她脸上，光影斑驳。她看着那棵树缓缓升起，树根裹着泥土离开地面，像一个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准备去远行。她没有说话。但陆时衍看到她的嘴唇轻轻动了一下，像是在说一句只有她和树能听清的话。
树走了。石凳也搬上了另一辆卡车，用气泡膜裹了好几层，捆得严严实实。搬家公司的师傅问陆时衍，这石凳搬到哪儿。陆时衍看了一眼苏砚。苏砚说：“搬到电子科大新校区。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有银杏树的地方。”师傅挠了挠头，说新校区那么大，具体哪个位置。陆时衍从兜里掏出一张手绘的简易地图，是电子科大新校区的平面图，上面用红笔圈了一个位置——就在新校区图书馆后面的绿地上，旁边是一排刚移栽没几年的年轻银杏树。这是陆时衍提前找校方协调好的，校方很支持，说这块地本来也打算建一个师生休读点，正好缺一张有故事的凳子。
苏砚看着那张地图，忽然问：“你什么时候画的？”
“昨天晚上。你睡着之后。”
“你还会画地图？”
“我是律师，律师最擅长两件事：画证据链图，和画地图。”陆时衍把地图叠好放回兜里，顿了顿，“还有一件事。”
“什么？”
“找到你在哪里。不管你跑多远，我都能找到。”
苏砚没说“谢谢”，也没说“你真肉麻”。她只是伸手把他衣领上沾的一片银杏叶摘下来，仔细看了看，然后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一个月后，银杏树在新校区的专家养护区重新落地。移植的过程很顺利，老教授亲自到场指导，土壤配比、根系保护、输液养护，每一项都做到了一级标准。第二年春天，新芽如期而至，嫩绿的叶片在春风里舒展开来，像是刚睡醒的人在伸懒腰。石凳就安在它旁边，隔了不到三米。苏砚和陆时衍第一次在新校区看到它俩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周末的下午。阳光很好，年轻的银杏树排列成行，图书馆的玻璃幕墙在远处反光，有学生抱着书从旁边走过，有人好奇地停下来看那块石凳，问同伴：“这石凳怎么这么旧？还专门放在这儿？”一个男生蹲下来，念出了底座上新嵌的铜牌上的字——
“等风来，等叶落，等你。”
他念完之后，旁边几个人都安静了片刻。然后有女生轻轻“哇”了一声，说好浪漫。没有人知道这块石凳经历过什么，他们只是觉得，在一排整整齐齐的新石凳中间，放一张磨得发亮的老石凳，旁边配一块铜牌、八个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苏砚没有过去解释。她在远处站了一阵，然后转身对陆时衍说：“走吧。回去开会。”陆时衍跟上她的步伐，走了几步，忽然说了一句：“那个男生刚才念错了一个字。”
苏砚停下来看他：“哪个字？”
“他把‘等’念成了‘等’。同一个字，但他念的音调不对。你写的是平声‘等风来’，他念成了上声——”陆时衍看苏砚的表情从困惑变成了想打人，很识相地住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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