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她主动说要去冰岛看一个人。
“好啊。”陆时衍说，“正好我手头的案子下个月开庭，完事之后有两周空档。”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
“那不然呢？”陆时衍站起来，走到沙发边，在苏砚旁边坐下，“你一个人去，我怕你在雷克雅未克迷路，然后站在冰天雪地里给我打电话，信号又不好，我只能听到风声和你骂人的话。”
苏砚踹了他一脚，没用力。陆时衍抓住她的脚踝，把她拽过来靠在自己身上。窗外，科技园的灯光和城市的喧嚣一起沉入夜色。
“她信里说没有再做过噩梦。”苏砚的声音闷在陆时衍的肩窝里，“你觉得做噩梦是什么感觉？”
“就是梦里一直在跑，但怎么都跑不快，后面有东西追着，你想喊，喊不出来。”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因为我做过。”陆时衍的下巴搁在苏砚的头顶上，声音从胸腔里传上来，带着微微的震动，“导师被抓之后那段时间，我经常做。梦见他站在讲台上，还是当年那副模样，问我为什么不叫他老师了。每次醒来都是一身汗。”
“后来怎么好的？”
“你睡在我旁边的时候，就没做过。”
苏砚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这个角度，她能看到陆时衍的下颌线和微微冒出来的胡茬。他的眼尾已经有了细纹，但眼神还是和当年在法庭上第一眼看到时一样——锐利、直接、不躲闪。她伸手摸了摸他的下巴，说：“你这句台词可以打八十分。”
“才八十？”
“加十分是怕你骄傲。”
两个人在沙发上闹了一阵，最后以苏砚被挠痒痒求饶告终。茶几上，薛紫英的信安静地躺在一堆案卷旁边，信纸上那句“没有再做过噩梦”被天花板上的灯照得微微发亮。陆时衍帮她把信收好放进抽屉里，顺手理了理沙发上散落的靠垫，他在家常干这些事，动作带着一种不自觉的细心，就像当年他检查法律文件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错别字。
去冰岛的行程定在一个月后。陆时衍的案子结束得比预期顺利，对方在开庭前一天主动和解，省去了冗长的庭审程序。苏砚把公司的事交给了副总裁，交代了三遍“天塌下来也别找我”，副总裁笑着说苏总你放心，天塌下来我顶着，苏砚看了他一眼说，天塌下来你顶不住，但有件事你顶得住——别让董事会趁我不在想什么幺蛾子。
飞机从上海飞赫尔辛基，再从赫尔辛基转雷克雅未克。落地的时候是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天色已经暗得像国内的晚上七八点。一月份的冰岛，白天只有四五个小时，剩下的全是漫长的黑夜和漫天的极光。
薛紫英的书店开在雷克雅未克老城区的一条石板路上，店面不大，木头门框上挂着一块手写的招牌——“Dögun”，冰岛语，翻译过来是“黎明”。店门推开的时候，门上的风铃发出一串清脆的声响。
薛紫英正站在梯子上整理书架，听到风铃声，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冰岛语。苏砚听不懂，陆时衍也没听懂。然后薛紫英转过头，看到门口站着的人，手里的书差点掉下来。
比记忆中瘦了很多。这是苏砚的第一反应。薛紫英穿着一件灰白色的毛衣，头发剪短了，别在耳后，素面朝天，和当年在法庭上那个妆容精致的女人判若两人。她的眼神变了——不是变老了，是变轻了。像是有什么沉重的东西被从里面搬走了，留下了一片干净的、空旷的安静。
“你们怎么来了？”薛紫英从梯子上下来，声音有些发抖，但嘴角在往上翘。
“收到你的信。”苏砚说，“想着反正也要度假，就过来了。冰岛免签。”
薛紫英站在那里，两只手在毛衣上蹭了蹭，像是在犹豫要不要上前拥抱。陆时衍替她做了决定——他走过去，抱了她一下。很轻，时间很短，像老朋友之间那种。薛紫英的肩膀僵了一瞬，然后慢慢松下来。
“谢谢你们来。”她说，声音终于恢复了正常，“要喝茶吗？我这里有从国内带过来的普洱。这里什么都好，就是买不到正经茶叶。”
书店的里间是一个很小的休息区，摆着两张旧沙发和一张木茶几。窗外可以看到海湾对面的雪山，山顶被极光照成了一种不真实的绿色。薛紫英泡茶的时候手很稳——她的手比以前稳多了，陆时衍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以前薛紫英拿文件的时候手总是微微发抖，尤其是在压力大的时候。现在的她，像一个终于找到了锚点的船，不再漂了。
“为什么选冰岛？”苏砚问。
“因为远。”薛紫英端着茶壶坐下，倒三杯茶，热气在冷空气里升腾成白雾，“当时就是想找一个离过去最远的地方。世界地图摊开，从上海画一条线，最远的有人住的地方差不多就是这里。来了之后发现，远不远的倒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的日子很简单。冬天很长，夜很长，但正因为长，所以不用赶时间。慢慢整理书架，慢慢煮一壶茶，慢慢等天亮。以前在国内，我从来没有这么慢过。”
陆时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好茶，回甘很快。他说：“你的信里说没有再做过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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