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紫英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极光在雪山上变幻着形状，绿色的光带像一条缓慢流淌的河。书架上的老式收音机播放着低音量的爵士乐，冰岛语的歌词苏砚听不懂，但旋律很柔和，像是有人在用一种不紧不慢的方式讲述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
“离开上海之后，”薛紫英终于开口了，“我做了整整半年的噩梦。每天晚上都一样——梦到我在法庭上作证，说错了一句话，然后所有证据都被推翻，导师被当庭释放。他走出法庭的时候回头看我，笑了一下。”她停顿了很长时间，把茶杯举到嘴边，没有喝，又放下了。“那种笑不是恨，是失望。像是他在告诉我，你看，你最终还是会回到我这边的。那个笑容才是最让我害怕的东西。”
陆时衍没有说话。他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导师的笑容确实有这种力量，温和、儒雅、充满说服力，让人觉得拒绝他是一种罪过。他曾经也是被那个笑容俘获的人之一。
“后来有一天，”薛紫英继续说，“我梦到自己在冰岛的雪地里走路，走着走着天亮了。醒来之后窗外真的在下雪，天还没亮，但我知道它会亮的。那个早晨我忽然想明白了——噩梦不会永远消失，它会再来，可能明天，可能下周，可能某个没有月亮的晚上。但它来的时候，我不需要害怕。因为我知道它只是一段记忆，不是我的现在。”
苏砚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她想到了那棵银杏树，想到了自己坐在树下对着空位置说话的那个下午。她以为自己放下了，但其实没有。父亲的死、公司的危机、被背叛的恐惧，那些东西像埋在皮肤底下的碎玻璃，平时不碰不疼，但一旦碰到还是会流血。直到有一天，她坐在陆时衍的车里，靠着他的肩膀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他在用手机查银杏树的养护知识——只是因为她随口说了一句“那棵树好像有点枯了”——她才意识到，有人愿意和你一起扛的时候，那些碎玻璃是可以慢慢被身体吸收掉的。
就像薛紫英在冰岛的雪地里等天亮。
就像陆时衍在法庭上为她挡下的那道目光。
就像此刻，三个人坐在一间小书店的里间，喝着普洱，聊着噩梦，窗外是极光和雪山，风铃在门框上轻轻作响。
“极光出来了。”苏砚忽然站起来，走到窗边，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陆时衍跟过去，站在她身后，手自然地搭在她的腰上。薛紫英看着他们的背影，笑了一下。不是苦涩的笑，是释然的笑。
书店里暖黄的灯光和窗外的极光交织在一起，把三个人的影子映在地板上。门外的石板路上有游客走过，用英语说着好美啊，然后脚步声渐渐远去。
这世上确实有些账是算不清的。有些伤害是抹不平的。有些道歉是说不出口的。
但雪会下，天会亮，风铃会响，极光会在最漫长的黑夜里出现。
而那些做过噩梦的人，总有一天会在某个清晨醒过来，发现枕头上的泪痕已经干了，窗外在下雪，天还没亮。但你知道它会的。
它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