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没有回头。这是老李教它的——吃饭的时候不要分心。
可耳朵还是往后转着，捕捉那咳嗽声的每一下起落。
老李咳了一阵，终于止住，拿围裙擦擦手，坐到藤椅里。他今天没出门，说是外头风大。阿黄趴在门边晒太阳，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眯开条缝，从那条缝里看着藤椅上佝偻的背影。
阳光从窗格子透进来，照见空气里浮动的微尘。老李的棉袄搭在藤椅扶手上，蓝布洗得泛白，肘部补过两块补丁，一块深蓝，一块灰蓝，针脚歪歪扭扭，是他自己缝的。
阿黄认得那块灰补丁。
那是去年冬天，老李拆了自己一条旧秋裤，比着棉袄肘部的破洞剪下一块布，穿针引线缝了半个晚上。阿黄趴在他脚边，看他眯着眼睛对着灯光，试了三次才把线穿过针鼻。缝完他举起棉袄端详，咧嘴笑了一下，露出缺了半颗的门牙。
“成了。”他说。
那笑容阿黄记了很久。
其实它记不住太多事情。狗的记忆是片段式的，像雨夜车窗上断断续续的水痕，一道亮起，一道又被新雨冲走。但它记住了一些瞬间：老李掰馒头时指缝里落下的碎屑，冬天晨雾里回头等它的剪影，夏夜扇扇子时带起的风里有清凉油的味道。
还有那个笑容。
缺半颗门牙，眼角皱纹挤成深沟，却亮堂得像雨后的太阳。
此刻老李没在笑。他靠着藤椅，微微阖着眼，呼吸又重又慢。阿黄爬起来，走过去，把鼻子抵在他垂在椅边的手背上。
皮肤是凉的。
它把鼻头贴得更紧些，呼出温热的气息，一下，一下，像在给那只手煨火。
老李醒了。他低头看看阿黄，没说话，只是把手翻过来，轻轻捏了捏它耷拉的耳朵。
“没事。”他说，“老李没事。”
阿黄信了。
它摇摇尾巴，把下巴搁回他膝头。窗外起风了，那件蓝布棉袄的袖子被吹得一荡一荡，像在招手。
那之后的日子，像旧唱机转到了末一圈。
老李出门的次数越来越少。从每天两趟，减到一天一趟，再到隔天一趟。腿疼得厉害时，连院子都迈不出去，就搬着藤椅坐在门口，看巷子里人来人往。
阿黄不跑了。
从前它总要趁老李歇晌时溜出去，沿着护城河追蜻蜓，去废品站那边找野猫对峙，跑到菜市场后头闻鱼摊的腥味。现在它哪儿也不去。老李的藤椅挪到哪儿，它就趴到哪儿，下巴搁在前爪上，耳朵却竖得高高的。
它开始害怕一些从前不怕的东西。
怕那咳嗽声忽然停了。怕老李闭眼的时间比往常久。怕他蹲下去，半天站不起来。
它不懂什么叫“病情加重”，也不懂“慢性支气管炎”“退行性地关节病”这些词。它只知道主人身上那股烟草和铁锈的气息，近来掺进了一丝陌生的味道。不是药油，不是红花油，是一种从身体内部渗出来的、闷闷的、朽木似的潮湿。
它把鼻子埋进老李的棉袄袖口，深深吸一口气。
还是熟悉的烟草味。别的它闻不见。
十月廿三那天，巷口周婶送来一碗红烧肉。
周婶的汉子前年脑血栓瘫了半边身子，老李帮衬着送去过医院，又给凑过两百块钱。她记着这份情，隔三差五送点吃食来，有时是炖得烂烂的猪蹄，有时是韭菜馅饺子，隔着院门递进来，不肯多坐。
这天的红烧肉煨了两个钟头，肥肉化成了颤巍巍的透明，酱色油亮。周婶把碗搁在门槛上，往院里张望一眼，压低声音：“李大爷，您趁热吃。”
老李应着，却没动筷。他拿筷子尖把红烧肉拨成两堆，大的一堆拨进阿黄的食盆，小的一堆留在碗底，拌进中午的剩饭里。
阿黄低头吃着，忽然听见他说话。
“你婶子的手艺，赶不上你大娘。”
阿黄抬起头，舔舔鼻头。
老李没看它，望着桌上那个相框。相框里扎麻花辫的女人笑得安静，像从没离开过。
“她炖肉爱放冰糖。”老李说，“说这样上色亮，不腻口。我不懂这些，就知道吃。”
他顿了顿，拿筷头戳着碗里的饭粒，一颗一颗，戳得稀烂。
“头一回上她家吃饭，她爹坐主位，我紧张得连筷子都拿反了。她在灶台边偷着笑，不敢笑出声，肩膀一抖一抖的。”
阿黄听见老人的声音忽然轻下去，像风穿过空荡的堂屋。
“那是五三年。我还在厂里当学徒，一个月工资八块钱。”
他把那撮戳烂的饭粒送进嘴里，慢慢嚼着，喉结滚动。
“八块钱。买一对银耳环都不够。”
阿黄不懂银耳环是什么。它只看见老李嚼了很久，像在嚼一块咽不下的东西。
那天夜里，阿黄第一次梦见那个扎麻花辫的女人。
梦里的光线是旧照片那种黄，暖洋洋的。女人坐在藤椅上，膝头铺一块蓝布，正在缝什么。阿黄想凑近闻闻她的气味，可怎么也跑不到她跟前。四条腿像陷在泥里，迈一步，退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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