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用脑袋顶开院门。
门轴发出熟悉的吱呀声。这声音响了四十年，老李说过该上油了，总忘。阿黄每天都听见这声音，从没觉得它这么响过，响得像在喊一个不在了的人。
阿黄走进去。
它先去了厨房。炉子灭了，灶台擦得很干净，铝锅倒扣在案板上控水。食盆还在老地方，老李临走前往里头倒了半碗温水，此刻已经凉透。
它没有喝。
它去了里屋。床铺理得很平，被子叠成豆腐块，枕头并排放着。左边那个是老李的，枕巾洗得发白，中间磨出一个浅浅的凹窝；右边那个也是老李的，他晚上翻身总要把枕头捞过来抱着，像抱一个人。
阿黄跳上床。老李不许它上床，今天不会说了。
它把鼻子埋进左边的枕巾里，深深吸一口气。
烟草味。铁锈味。还有一点点清凉油的味道，从老李后颈蹭上去的。
它趴在那道气息里，闭上眼睛。
阿黄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是春天。护城河的柳絮飞得满城都是，老李拿草帽盖着脸，躺在河坡上打盹。阿黄在旁边追柳絮，追到一团大的，扑上去按住，低头一闻——柳絮散了。它抬头找另一团，远远飘到河中央去了。
它跑回老李身边，把湿漉漉的鼻头往他手心里拱。老李没醒，草帽盖着脸，只露出下巴上青白的胡茬。阿黄趴在他身边，把下巴搁在他温热的肚子上，一上一下，一起一伏。
柳絮落在老李的草帽上，落进阿黄的皮毛里，落在新绿的河坡上，像一场迟来的雪。
阿黄醒了。
窗外已经黑了。它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屋里没有开灯，院子里也没有动静。它从床上跳下来，四只爪子落在地板上，冰凉的。
它没有叫。
它走到外屋，在藤椅边趴下来。藤椅空着，扶手处让老李摸得油亮，靠背那儿有一道细长的裂口，是老李有一回靠在上面打盹、腰里别着的钥匙串硌的。阿黄把下巴搁在老李常搁脚的那块踏板上，那里有个浅浅的凹陷，刚好容它蜷起身子。
它等。
巷子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又一盏一盏熄下去。晚饭的香气从别家窗户飘出来，有辣椒炝锅的呛，有蒜苗炒肉的香，有西红柿鸡蛋汤的酸甜。阿黄闻着那些味道，肚子咕噜叫了一声。
它没有动。
夜渐渐深了。月亮升起来，把院里的枣树枝条照成银灰色，影子斜斜印在窗纸上。阿黄望着那影子，从窗棂左边挪到窗棂右边，一寸一寸，像老李以前看日晷。
老李说过，他年轻时在工厂里三班倒，分不清白天黑夜，就在窗台上画道道。后来有了钟，不画了。
阿黄不知道现在是几点。它只知道自己等了很久，久到月亮从窗格这一格挪到那一格，久到巷口最后一盏路灯也灭了，久到整个山海关都沉进最深的夜里。
老李没有回来。
第二天早晨，周婶来了。
她推开虚掩的院门，手里端着一碗热粥。阿黄从藤椅边抬起头，望了她一眼，又把下巴搁回爪子上。
周婶蹲下来，把粥碗搁在它面前。
“阿黄，吃点东西。”
阿黄没有动。
周婶伸手想摸它的头，它轻轻往旁边偏了偏，躲开了。不是不亲近——老李走后，周婶是第一个推开这扇门的人，它记得她送过的每一碗红烧肉。它只是不想在这时候，被别的手落在头顶。
周婶的手悬在半空，僵了一会儿，收回去。
她站起身，环顾这间住了四十年的老屋。老李是个利落人，临走前把屋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碗筷归进橱柜，被子叠进衣柜，桌上的搪瓷缸子、茶叶罐、收音机、相框，排成一条笔直的线。
唯独藤椅没有归位。
它斜斜对着门口，像等什么人进来坐。
周婶站在门口，怔怔望着那把空椅，忽然捂住嘴，快步走了出去。
阿黄听见她的脚步声消失在巷口，听见院门被她从外面带上，听见那碗热粥搁在地上渐渐变凉的声音。
它没有动。
太阳慢慢升高。阳光从窗格照进来，先照到地上那块缺角的方砖，再慢慢爬过桌腿，爬上桌沿，把搪瓷缸子的盖子镀成一小片亮晃晃的白。
阿黄眯起眼睛。
从前老李晒太阳的时候，总爱把藤椅拖到那块阳光地里。阿黄趴在他脚边，晒着晒着就睡着了，醒来老李还在，阳光已经挪到他膝盖上，把那件蓝布棉袄晒出一股好闻的暖味。
现在阳光还在，藤椅也在，阿黄也在。
只有老李不在了。
它把脑袋埋进前爪里，闭上了眼睛。
第三天，周婶又来了一趟。
这回她没端粥，拎着一袋狗粮，是从菜市场口那家杂货铺买的。她把袋子搁在门边，蹲下来跟阿黄说话。
“李大爷托人带话了。”她说，“让你好好吃饭。”
阿黄竖起耳朵。
周婶顿了顿，把声音压得很低，像怕被谁听见：“他说……他过阵子就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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