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黄，等我走了，你咋办？”
阿黄的耳朵动了动。它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听到了“走了”这两个字——它认识的，平时老李出门前都会跟它说“我走了，你看好家”，但它觉得这一次的语气和平时不一样。平时的“走了”是轻的，尾音上扬，意思是出门买菜或者去巷口下棋，很快就会回来。这一次的“走了”是沉的，尾音往下坠，像是老李在护城河边站累了、扶着电线杆喘气的时候说话的声音。阿黄不懂这句话的全部含义，但它本能地把脑袋更深地拱进老李的怀里，用湿漉漉的鼻头蹭他的毛衣，发出细细的、急切的气声。
老李没有再说话。他把照片塞回口袋，把毛毯重新盖在阿黄身上，然后靠在藤椅上，闭着眼睛，手一下一下地顺着阿黄的背脊。炭炉上的红薯烤焦了，发出一股甜丝丝的焦香，飘满了整间屋子。阿黄趴在老李膝盖上，听着炭火噼啪的声音和老李胸腔里那面闷鼓的咚咚声，慢慢闭上了眼睛。它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还是那只巴掌大的小土狗，被雨淋得透湿，缩在垃圾桶旁边发抖。然后一双粗糙的大手把它捞起来，揣进棉袄里，棉袄上有很浓的烟草味，很暖，暖得它一下子就睡着了。梦里有人对它在说，“跟我回家吧。”那个声音很粗，像砂纸磨在木头上，但语气是软的，软得像巷口老槐树下那堆金黄的落叶。
那场雪断断续续地下了半个月。
老李的咳嗽声成了这间屋子里最常响起的声音，比翻红薯的动静更频繁，比炭炉上水壶烧开的哨声更刺耳。夜里阿黄趴在床边，听着老李一声接一声地咳，咳到床板都在震，咳到隔壁的灰猫在墙根下发出不安的叫声。它站起来，用鼻子拱开卧室的门——老李后来已经不关门了，因为他半夜要起来好几趟，关节僵硬得手指都弯不起来，推不开那道年久失修的木门。阿黄走进卧室，把前爪搭在床沿上，用舌头舔老李垂在床边的手。手是凉的，指节肿胀，皮肤干裂，指缝里还残留着白天卷过烟的烟草味。老李被它舔醒了，睁开眼睛，浑浊的眼珠在黑暗中缓慢地转动了一下，然后落在阿黄脸上。
“渴了？”老李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出来原来的样子。
阿黄摇了摇尾巴。它不渴，它就是想让老李知道有人在旁边。
老李伸手摸了摸阿黄的头，手还是抖的。月光从窗户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老李脸上，阿黄看到他两颊深深地凹下去，颧骨像两座被风蚀透了的石头山，突兀地耸在脸上。他的嘴唇干裂起皮，下巴上全是花白的胡茬。他老了。不是今年才老的——是今年一下子老的。以前的白头发藏在黑头发里，不注意看不到，现在全白了，白得像窗户外面的雪。他想起巷口王婶前天来送饺子的时候，站在门口和老李说了几句话，走的时候阿黄送她到巷口，听到她对着隔壁的刘奶奶叹了口气，说了几个字——“快了。”阿黄不知道“快了”是什么意思，但它看到王婶说完这两个字之后，用袖子擦了擦眼角。
那天晚上老李没有咳。不是因为好了，是因为他勉强撑着坐了起来，靠在床头，对着窗外的月亮发了好一会儿呆。然后他慢慢地把手伸到枕头下面，摸出一个用橡皮筋扎着的塑料袋，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张银行卡和几百块现金——那是他所有的积蓄，连零带整加起来不到三千块。他把银行卡和现金放在枕头边上，从床头柜上摸了一支铅笔和一张烟盒纸，就着月光写了几个字，然后把烟盒纸压在银行卡下面。阿黄不知道那纸上写的什么字，它只看到老李写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手抖得铅笔尖把纸戳破了。
第二天早上，老李难得地精神了一些。他早早起了床，给阿黄煮了满满一锅肉粥，肉放得比平时多，多到阿黄吃到最后还剩了几块。吃完饭，老李拿出阿黄的狗绳，给它套上，弯腰系扣子的时候咳了两次，但他坚持着把扣子系好，然后扶着墙站起来，对阿黄说：“走，今天带你去看河。”
那天阳光很好，雪停了，护城河边上积了薄薄一层白，柳树光秃秃的枝条上挂着冰凌，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老李走得很慢，在每一处曾经歇过的电线杆旁都停了一会儿。他没有靠着，而是直直地站着，手放在阿黄头上，眯着眼睛看远处，好像要把这些画面深深地刻进眼睛里。他们走到了河边那棵歪脖子柳树下，老李在树下站了很久。他用手摸了摸树皮上那个被他按了无数次的凹痕——那是他每次在树下抽完烟，会把烟头掐灭后按在树干上，久而久之按出来的一个小坑。他把手指伸进那个凹痕里，转了转，然后低头对阿黄笑了一下。
“这棵树比我还老了。”他说，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那棵树告别，“阿黄，以后我不能带你来了。你要自己来，自己沿着河边走，走到这棵树下，就当是替我走过一回了。”
阿黄的尾巴慢慢地垂了下来。它听到老李说“以后不能带你来了”，它不懂为什么以后不能来，但它看到了老李眼睛里的东西——那种看照片时偶尔会出现的、湿漉漉的光。
那天回家之后，老李在藤椅上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没有烤红薯，没有听收音机，没有翻那张旧照片。他坐在藤椅上，一只手搭在扶手上，另一只手摸着阿黄的背，眼睛望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光，一直到天黑。阿黄趴在他脚边，把下巴搁在老李的鞋面上，能感觉到老李脚趾偶尔轻轻动一下，像是想踢走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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