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护车来的时候是在一个月后的半夜。
阿黄被刺耳的鸣笛声惊醒，看到家里涌进来好几个穿白大褂的人，把老李抬上了一张带轮子的床。老李的脸白得像窗外的月光，嘴唇发紫，胸口剧烈地起伏着。阿黄想冲过去，被邻居刘奶奶一把抱住了。它在刘奶奶怀里拼命挣扎，爪子在空中乱刨，喉咙里发出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撕心裂肺的嚎叫。老李被推到门口的时候，忽然睁开了眼睛，朝它的方向偏了偏头。他的嘴唇动了动，阿黄听不清他在说什么——鸣笛声太响了，太刺耳了，像一把刀把整个夜晚劈成了两半。
后来阿黄安静下来，它记得老李最后看它的那个眼神。那不是害怕的眼神，也不是痛苦的眼神。那是一种它在那些走不动的黄昏里见过很多次的眼神——老李走到一半停下来，扶着电线杆回头看它的眼神。那个眼神一直在说一句话：对不起，阿黄。今天走不了太远了，咱爷俩就在这儿站站吧。
救护车开走了，鸣笛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巷口的拐角处。屋子里突然安静得可怕。火炉没有熄，炭块上的红薯还在滋滋地冒着甜香，收音机忘了关，正播着一出阿黄听不懂的京剧。老李的藤椅还摆在火炉前面，毛毯搭在椅背上，一半垂到地板上。椅面上有一个浅浅的凹痕，是他坐了大半辈子坐出来的形状，像一只摊开的手掌，还在等着那个永远不会再坐回去的人。
阿黄走到藤椅下面，把鼻子埋进椅面上那块磨得发亮的绒布里。老李的味道还在——烟草味、铁锈味、年轻时在翻砂车间里工作一天后留在工服上的那股铁屑味。阿黄用力地吸着，想把所有味道都吸进肺里藏起来。但它知道味道会散的，像去年春天护城河边的柳絮，明明满天都是，伸手去抓却什么都抓不住。
屋门半开着，夜里起了风，裹着巷口老槐树落下的黄叶。一片枯叶从门缝底下旋着飘了进来，又一片，再一片。阿黄没有去追。它安静地把这些叶子一片一片叼到藤椅底下——像从前老李把路上的石子捡起、把烫手的红薯吹凉、把最稠的粥舀到它的搪瓷碗里那样小心而郑重。它的动作很慢，每放下一片叶子就抬头看一眼空荡荡的椅面。椅背上那件旧棉袄的袖管被风轻轻吹动，像是有人还在里面，朝它招手，唤它过去。
“阿黄，过来。”
那是老李的声音。粗糙的，温和的，带着一丝烟草烧到尽头时独有的苦涩香气。阿黄的耳朵猛地竖了起来。它转过身，看着黑洞洞的门口，尾巴犹豫地摇了一下，又垂下去。风更大了，裹着更多落叶打着旋儿扑进来，打在阿黄脸上。它没有闭眼。它蹲坐在藤椅边上，守在那一小堆金黄的叶子和残存的烟草味里，等着那个穿棉袄的影子重新出现在门框中间，等着那只粗糙的大手落在它头上，用比落叶更轻的声音再说一次——
“傻狗，咱爷俩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