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低头看阿黄。“零下了。你那个窝冷不冷？”
阿黄摇了摇尾巴。
“冷就说冷。摇了尾巴谁知道你冷？”
阿黄又摇了摇尾巴。
老李骂了一句“傻狗”，然后扶着藤椅的扶手站起来，慢吞吞地走进里屋。过了几分钟他出来的时候，手里抱着一件旧棉袄，深蓝色，袖口和下摆的棉花都硬了，扣子只剩两颗，但洗得干干净净，有一股淡淡的樟脑球味道。
“这是我以前在厂里发的工服，”老李把棉袄铺在阿黄的窝里，用手按了按，把边角掖平整，“你垫着睡。冬天冷，你那层狗毛顶不住。”
阿黄走过去，在窝里转了两圈，嗅了嗅棉袄上的味道。那是老李的味道。烟草味，铁锈味，还有一点点药膏的薄荷味。它用爪子踩了几下，把棉袄踩出一个凹坑，然后蜷进去。暖和的。比水泥地暖和多暖了。它把鼻子埋进棉袄的褶子里，老李的味道把它整个裹住了，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抚摸它。
老李站在旁边看着它在窝里打转，嘴角微微翘了一下。然后他又咳起来了，这一次咳得特别凶，整个人弯成一只虾米，一只手撑着墙，另一只手捂着嘴，肩膀一抖一抖的。阿黄腾地从窝里弹起来，跑到他腿边，仰着头看他，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老李咳了好久才停下来。他把捂着嘴的手拿开，看了一眼手心，愣了一下。然后他把那只手慢慢攥成拳头，放进了口袋。
阿黄没有看到他的手心里有什么。它只是看到老李攥拳的那个动作——那个动作太用力了，用力到指节都发白了，像在捏碎什么东西。
“没事。”老李又说了一遍。
这一次阿黄没有摇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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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的时候，太阳终于从云层里露了个脸。老李搬了藤椅到院子里晒太阳，阿黄趴在椅子旁边的地上，脑袋枕在他的布鞋上。冬天的阳光没有温度，只是颜色好看，照在地上金灿灿的，像是给水泥地刷了一层薄薄的蜜。
“阿黄。”老李忽然叫它。
阿黄的耳朵竖了起来。
老李没有接着说下去。他靠在藤椅里，眯着眼睛看着院墙上那根枯了的丝瓜藤，看了很久。他的嘴唇动了几次，像是有什么话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最后他只是把手伸下来，放在阿黄的脖子上，一下一下地摸着它的毛。那只手很轻，轻到阿黄几乎感觉不到重量，但它能感觉到那只手在微微发抖。
不是冷的抖。是一种很慢的、从身体最里面渗出来的颤抖，像是某个看不见的零件终于开始松动了。
“你说，”老李开口了，声音很轻，轻到阿黄差点没听见，“狗能活多少年？”
阿黄歪了歪头。它听不懂这个问题，但它听懂了老李说这句话的语调——那不是在问它，那是在问他自己。或者说，是在问院子里那根枯藤，问墙头上那片薄云，问这个沉默的冬天里所有不会回答的东西。
老李的手停在阿黄的脖子上，不动了。
“十年？十五年？”他自言自语，“也够了。够长了。”
他把头靠在藤椅的靠背上，闭上了眼睛。阳光落在他脸上，那些皱纹一条一条地亮起来，像是被光刻画的地图。阿黄抬头看他的脸，发现他的眼窝比去年深了许多，颧骨也更突出了，整张脸像是被时间慢慢削薄了的一层木头。
阿黄舔了一下他的手背。
老李没有睁眼，但嘴角动了一下：“舔什么舔，咸的。”
阿黄又舔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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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的时候，起风了。
老李把藤椅搬回屋里，阿黄叼着藤椅的一条腿帮他拖。其实它根本帮不上什么忙，它的嘴咬在藤条上使不上力，反而把老李拽得歪了一下。老李骂了它一句“帮倒忙”，但还是让它叼着，人和狗各拽一边，歪歪扭扭地把藤椅拖进了堂屋。
“行了行了，”老李把藤椅摆正，拍了阿黄的屁股，“你的力气留着看门。”
阿黄摇着尾巴跑到门口，在门槛上趴下来，耳朵竖着，眼睛盯着巷子尽头。这是一天里它最重要的工作——守门。老李跟邻居说过，阿黄是他见过的最会看门的狗，不认识的人走到巷口它就能听出来，认识的人来了它会摇尾巴去迎。其实那些人老李也没什么交情，无非是收电费的、送煤的、居委会的大姐。但阿黄不管这些，只要是老李让它进的人，它就把尾巴摇成螺旋桨；老李没说话的，它就横在门口，一声不吭地盯着对方，盯到人家自己走开。
老李坐在堂屋里，点了一根烟。烟雾在昏暗的灯光下慢慢升起来，变成一层薄薄的蓝灰色。他抽了两口就按灭了，不是因为不想抽，是因为胸口又开始闷了。他把烟头放进烟灰缸里，手伸进口袋，摸到了一个小药瓶。他拿出来，看了看，又放了回去。
阿黄在门槛上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看什么看，”老李说，“老头子抽烟你也要管？”
阿黄把头转回去，继续盯着巷子。
天黑了。冬天黑得早，五点半太阳就沉到了楼房后面，巷子里只剩下几盏昏黄的路灯。阿黄的耳朵偶尔动一下——有脚步声经过，是隔壁王婶买菜回来；有自行车铃铛响，是巷口的张哥下班；有猫叫了一声，是那只经常在墙上走的花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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