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老李。
它跑到石桥头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人。
那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大衣，戴着毛线帽，坐在桥栏杆上，手里夹着一支烟。阿黄跑过去的时候，那人转过头来——是看桥的老赵头。他和老李下过棋，阿黄认识他。
老赵头看见阿黄，愣了一下。然后他看见阿黄脖子上那半截磨断的麻绳，嘴唇动了动。
“你跑出来了？”老赵头蹲下来，伸手想抓那截绳头。阿黄退了一步。它不想被抓回去。它要去找老李。
“你李大爷在医院呢。”老赵头说，声音被风扯得断断续续，“在北边，过了桥往北，白房子那里。好几里路呢。你找不到的。”
阿黄的耳朵竖了起来。
北边。
它听懂了这个词。老李每天傍晚带它散步，有时候走到桥头，老李会说“今天往北走”，就转向北边那条土路。那条路通向一片菜地，菜地尽头有几栋灰色的楼房。老李从来不带它去那边，每次走到菜地边上就往回走了。
可它记得那个方向。
阿黄转过身，往北跑。老赵头在后面喊了两声，没喊住。那截断绳头在青石板上拖出一道细细的沙沙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夜色里。
菜地里的土冻得很硬。阿黄的爪子在垄沟之间深一脚浅一脚地踩，踩碎了无数冰碴子。它的速度慢下来了，舌头从嘴角伸出来，呼出的白气一团接一团地扑在冷空气里。但它没有停。它穿过菜地，穿过一片光秃秃的小树林，终于看见了老赵头说的“白房子”。
那是几栋连在一起的楼，外墙刷着白漆，在月光下泛着惨淡的灰白。楼顶上亮着一排红色的灯，一闪一闪的。院子里停着几辆车，其中有一辆很旧的面包车，灰扑扑的，和老李早上坐走的那辆一模一样。
阿黄跑进了院子。
门口的保安在值班室里打盹，没看见一条狗从栏杆下面钻了过去。阿黄沿着墙根跑，鼻子贴着地面，拼命地嗅。消毒水的气味太浓了，浓得它头昏。它分不清哪扇窗户后面是老李。它只知道老李在这里。
它在一楼走廊的窗台下面停下来。
那扇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很暗，是昏黄色的，和老李床头那盏台灯的颜色很像。阿黄把前爪搭在窗台上，伸直了脖子往里看。玻璃上结了一层雾，什么也看不清。但它听到了一个声音。
咳嗽。
闷闷的、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咳嗽。隔着一层玻璃，隔着一堵墙，那声音已经变得很轻很轻了，轻得像一片枯叶落在水面上。但阿黄听到了。
它在窗台下卧下来，把身体紧紧地贴着墙根。冰凉的水泥地吸走了它身上的热气，它的后腿开始发抖，嘴唇上刚才被绳子磨破的地方还在渗血。但它不再跑了。它把脑袋缩进前爪之间，眼睛盯着那扇透出昏黄灯光的窗户，一动不动。
夜很长。走廊里偶尔有护士推着治疗车走过，车轮在瓷砖地上碾出咕噜咕噜的响声。有人在病房里按铃，叮咚叮咚，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有人在低声说话，隔着墙听不清内容，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音节，像是在重复着同一个名字。
阿黄不知道过了多久。它的眼皮越来越沉，越来越沉。就在它快要睡过去的时候，病房的窗户忽然亮了一下——是手机屏幕的光。
然后它听到老李的声音。
很轻，很哑，带着咳嗽之后的沙沙声。那声音从窗缝里挤出来，被风送进阿黄的耳朵里。
“护士，我问你个事。”老李在说话，“我家里有条狗，没人喂。我明天能回去吗？”
阿黄的尾巴动了一下。
它不懂那些话的意思，但它听出了老李声音里的东西——那种它每天傍晚散步时听到的语气。低的，温的，带着一点担忧和牵挂，像是每次老李出门忘了锁门时念叨的那句“门关了没有”。
护士说了什么，阿黄没听清。它只听见老李又说了一句。
“它叫阿黄。黄色的，耳朵尖上有一点白毛。你们谁要是路过柳树巷，帮我看看它在不在。”
柳树巷。
阿黄的尾巴又动了一下。那是它住的地方。它知道。
然后它听见老李翻了个身，床架吱呀地响了一声。咳嗽又起来了，咳了很久，断断续续的，像是怎么都停不下来。每一声咳嗽之间，阿黄都听到老李在喘气，那种喘气声和它跑累了时张着嘴喘的声音一样，但更重，更深，更费力。
它想叫一声。想像每天早上叫老李起床那样，汪一声。可它没有叫。它怕护士出来把它赶走。它只是把鼻尖贴着墙根的水泥缝，从那条窄得几乎看不见的缝隙里，拼命地吸。
水泥缝里没有烟草味。只有石灰味，潮气，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铁锈味。和那天老李藏在毛毯底下的那片暗红一模一样的味道。
阿黄把那条缝舔了一下。水泥是涩的，凉的，带一点点咸。不知道是灰浆的咸，还是别的什么。
天快亮的时候，下雪了。不是那种飘飘扬扬的鹅毛大雪，是细密的、坚硬的小雪粒，打在脸上生疼。雪粒落在阿黄的背毛上，化了，又落，化了又落，最后不再化了——它的体温已经不足以融化冰雪。它的身体在水泥地上蜷成一个小小的土黄色团子，背上的毛被风吹得翻起来，露出底下灰白色的绒毛。只有两只眼睛还是亮着的，一眨不眨地盯着那扇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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