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芳。那个扎着两个小辫子的小孩。
张阿姨把照片翻过来，又看了一遍正面的三个人。老李的儿子——她从来不知道老李有儿子。老李跟她说过很多事——他年轻时候在工厂上班的事、他媳妇生病的事、他退休后一个人住的事——但他从来没有提过儿子。
"带孩子来北京看病……"张阿姨重复着照片背面的那行字，"所以小芳是孙女？他孙女生病了？"
她把照片放回信封，然后拿起了最后一样东西——那本日记。
日记本很旧，封面是黑色的硬纸板，上面用金色印着"日记"两个字，金漆已经剥落了大半。张阿姨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日期——1976年5月3日。
"这么早就开始写了……"她低声说道。
她一页一页地翻着，手指轻轻划过那些泛黄的纸页。日记里的字很小、很密，有些地方被水渍晕开了，有些地方的墨水褪色得几乎看不清。但她还是努力地辨认着那些字句。
"5月3日，晴。今天领了工资，三十六块五。给秀兰买了二两毛线，她高兴了好几天。小芳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建国在东北当兵，一年回不了一次。我想他，秀兰也想他，但我们不能说，说了小芳又要哭。"
"7月12日，雨。秀兰的病又犯了，咳得厉害。我带她去卫生所，大夫说要转到大医院。可是没钱。建国寄回来的津贴不够，我找邻居借了二十块。秀兰知道了，骂我，说她死不了，别花冤枉钱。我知道她是怕花钱。我偷偷哭了。"
"10月1日，晴。建国回来了。瘦了很多，但精神还好。小芳不认识他了，躲在秀兰身后不敢出来。建国蹲下来，张开双臂，说'小芳，爸爸回来了'。小芳看了他半天，然后哇的一声哭了，扑进他怀里。我也哭了。秀兰没哭，她只是笑着，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张阿姨的眼泪掉在了日记本上。她赶紧用手背擦掉，但新的眼泪又掉了下来。她放弃了擦拭，任由眼泪一滴滴地落在那些几十年前的字迹上。
她继续翻着。
"1978年3月15日，阴。秀兰走了。走的时候很安静，握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建国，对不起。'我对她说：'别说对不起，你辛苦了一辈子，该休息了。'她笑了笑，闭上了眼睛。我再也叫不醒她了。"
"4月2日，晴。今天安葬了秀兰。小芳哭得嗓子都哑了。建国抱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站在墓碑前，觉得天塌了。但我不能倒下——小芳需要我，建国也需要我。我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我必须撑住。"
"1982年6月20日，晴。建国转业了，分配到北京的一家工厂。他要带小芳走，问我跟不跟去。我说不去——北京的房子太小，住不下三个人。其实我是舍不得这里。这里有秀兰的味道，有我们一起生活过的痕迹。我跟建国说：'你们去吧，好好过日子。我一个人挺好的。'"
"1998年4月10日，多云。小芳病了，白血病。建国带她来北京看病，借住在我的宿舍里。我拿出了所有的积蓄——三千块钱，给了建国。他说不够，我说那就卖房子。他说爸你疯了，我说我没疯，小芳的病比房子重要。那天晚上，我听到建国在走廊里哭。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抱住我，哭得像个孩子。我说：'别怕，有爸在。'"
张阿姨的手停在了这一页上。她的眼泪已经流干了，眼睛红肿得像桃子一样。她盯着那行"有爸在"，嘴唇颤抖着，却发不出声音。
她翻到了日记的最后一页。
日期是2003年11月8日。字迹比前面的更加潦草，像是写字的人已经没有力气握笔了。
"今天接到建国的电话。小芳走了。六年的治疗，花光了所有的钱，还是没留住。建国在电话里哭，我也哭。我想起秀兰走的那天，想起她说的那句'对不起'。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她不是在说对不起我，她是在说对不起小芳。作为一个母亲，没能看着女儿长大，是最大的遗憾。"
"我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咳嗽越来越厉害。医生说我是肺病，治不好了。我不怕死——秀兰和小芳都在那边等着我呢。我只是放心不下阿黄。它是我在这世上最后一个伴了。它不懂什么叫离别，它只知道我会回来。我不想骗它，但我必须骗它——因为如果不骗它，我怕它活不下去。"
"2003年11月8日。我写下这篇日记，不是为了留给谁看，而是为了告诉自己：这一生，我没有白活。我有过爱，有过痛，有过骄傲，也有过悔恨。我失去了很多，但也得到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我有阿黄。它让我知道，即使在这世上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不是孤独的。"
张阿姨合上了日记本。
她的手按在黑色的封面上，久久没有移开。书房里安静得能听到灰尘落地的声音。阳光从窗户的缝隙里透进来，照在书桌的一角，照亮了那些堆积如山的旧书和纸张。
她站起身，把日记本放回抽屉里，把存折和信封也放了回去。然后她关上抽屉，锁好，把钥匙拔出来。
她走到书桌前，拉开最下面的一个抽屉。里面有一些旧报纸和杂物。她翻了翻，在最底层找到了一张折叠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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