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老李自己止住了。他瘫坐在地上，背靠着藤椅的腿，大口大口地喘气，额头上全是冷汗。阿黄蹲在他面前，浑身发抖，鼻子顶着他的鼻尖，感受着他微弱而急促的呼吸。
老李缓了好久，才颤巍巍地伸出手，摸了摸阿黄的头。他的手冰凉，像冬天的铁栏杆。
"阿黄……"他喘着气，声音断断续续，"没事……缓过来了……"
那天晚上，老李没有回床上睡。他就靠在藤椅上，盖着那件旧军大衣，一宿没合眼。阿黄蹲在藤椅旁边，一夜没敢睡，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老李的脸，生怕他下一秒就闭上眼睛再也睁不开。
天快亮的时候，老李忽然开口了，声音虚弱得几乎听不见："阿黄，去……把柜子底下那个铁盒子叼出来。"
阿黄立刻起身，跑到卧室的柜子前。它记得那个铁盒子——是一个生锈的饼干盒，老李平时不让它碰，说里面有"重要的东西"。它用爪子把盒子从柜子底下扒拉出来，叼着送到老李面前。
老李打开盒子，里面是那张照片——扎麻花辫的女人的笑脸，还有几张皱巴巴的存折、一个小红布包、一枚褪色的毛**像章。他把照片拿出来，看了很久，然后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那封没有署名的信，和照片并排放在一起。
"阿黄，"他低头看着它，眼神里有一种阿黄从未见过的清澈，"我可能……等不到春天了。"
阿黄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它只知道老李的手在发抖，照片和信都在他手心里微微颤动。它凑过去，用脑袋轻轻顶了顶他的手腕，想把那股颤抖压下去。
老李把照片和信重新放回铁盒子里，但没有关上盖子。他把盒子放在藤椅的扶手上，然后费力地弯下腰，把脸埋进阿黄的颈毛里。
"阿黄啊……"他的声音闷在阿黄的毛里，带着浓重的鼻音，"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她……对不起好多好多人……"
阿黄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滴在了自己的皮肤上。它不是雨水，不是汗水，而是一种更粘稠、更滚烫的东西。它不知道那叫眼泪，但它知道，老李在用它唯一能理解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告别。
那天之后，老李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他开始频繁地吸氧——那是社区医院配的家用氧气袋，蓝色的塑料袋挂在床头，管子连到鼻孔里。阿黄不喜欢那个袋子，它觉得那东西在偷走老李的呼吸，因为每次用完，老李的脸色都更加灰败。
十二月初的一个下午，老李让阿黄把藤椅搬到院子里最向阳的地方。他裹着两层棉衣，坐在藤椅上，眯着眼睛晒太阳。阳光很弱，没什么温度，但老李还是坚持要在外面坐一会儿。
阿黄蹲在他脚边，看着他把那个铁盒子放在腿上，打开盖子，又看了一遍照片和信。然后，他做了一件让阿黄意外的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和一张草稿纸，开始写字。
他的手抖得太厉害了，笔尖在纸上划出歪歪扭扭的线条。他写得很慢，每个字都要停好几次，中间还咳嗽了好几回。阿黄凑过去看，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但大部分都模糊不清，只有开头几个字勉强能辨认——
"闺女，如果你能看到这封信……"
老李写了一遍又一遍，每次写到一半就停下来，把纸揉成一团，扔在地上。阿黄用爪子把那些纸团扒拉到一起，堆在藤椅脚下。它不知道老李在写什么，但它看到老李每写一个字，眉头就皱得更紧一分，嘴角就往下耷拉得更厉害一些。
最后，老李放弃了。他把笔放下，把那些揉皱的纸团一个一个捡起来，攥在手心里。他看着阿黄，眼神里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阿黄，我不会写信了。"他苦笑着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打磨木头，"我想说的话太多，可写出来的，全是废话。"
他把手里的纸团松开，任由它们散落在地上。风一吹，有几个滚到了落叶堆里，混在一起，再也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算了，"他喃喃地说，"不写了。该知道的，她信里都说了。不该知道的……她不知道也好。"
那天傍晚，邻居张婶来送自家腌的咸菜，看到老李坐在院子里，脸色灰暗，呼吸急促，当即皱起了眉头："老李，你这气色不对啊，去医院看看吧？"
老李摆了摆手："老毛病了，没事。"
"什么没事！你这嘴唇都紫了！"张婶不由分说，转身就往自己家跑，不一会儿叫来了她的儿子，一个三十多岁的高个子男人。
"李叔，我妈让我来看看您。"年轻人蹲在老李面前，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您发烧了啊！走，我送您去医院。"
老李挣扎着想拒绝，但一阵剧烈的咳嗽袭来，他弯下腰，咳得眼泪都出来了。阿黄在一旁急得直转圈，咬住年轻人的裤脚，想把他拉开——它不想让任何人把老李带走。
但最终，老李还是被搀扶着站了起来。他临走前回头看了一眼阿黄，眼神里有歉疚，有不舍，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决绝。
"阿黄，看好家。"他说了这四个字，然后被年轻人搀着，一步一步走出了院子。
阿黄追到院门口，看着老李的背影消失在巷子拐角。它没有叫，没有追，只是蹲在门槛上，目送着那个佝偻的身影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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