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样的香味从门缝里飘进来，比陈婶上次送来的包子还要香，比巷口那家卤肉店的招牌还香。可阿黄还是趴在藤椅下面没动。它把鼻尖转向了另一边——朝向卧室里那双落满了灰的旧棉鞋。红烧肉不是老李做的。它不要吃。
巷子里有动静。先是陈婶的声音，她的大嗓门整条巷子都能听见，从巷口一直传到巷尾——“拆危房我支持，拆到老李头上，老李回来住哪儿？他在医院里躺着，你们总不能趁人家不在家把房子扒了吧？”然后是几个男人的声音，粗声粗气的，有的在解释，有的在哄劝，有的在催，三种语气像三条粗细不一的麻绳绞在一起，扯不断理还乱。阿黄竖起耳朵，把下巴从爪子上抬起来，眼睛盯着门缝，耳朵向前转了转。它听不懂人话，但它能分辨语气——陈婶的语气是锋利的，像老李切菜时那把磨得锃亮的菜刀；那些男人的语气是硬的，像冬天冻住的泥巴，又冷又实，一锄头下去只能刨出几道白印子。
铁皮门“哐”的一声被什么东西撞开了。门撞在墙上弹回来，又被一只手推开，生锈的合页发出凄厉的尖叫。阿黄被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往藤椅下面缩了半寸，但它没有出来。它看到几个穿灰色制服的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文件夹和卷尺，头发上沾着巷口槐树飘下来的枯叶。为首的是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对着黑洞洞的堂屋往里看了一眼，皱着眉用笔在文件夹上写了点什么。阳光从他背后照进来，把他长长的影子投射在堂屋的水泥地上，像一把刀切开了老李家的地板。
“这房子得清人。里面还有住人没有？”
陈婶挤进来，挡在堂屋门口，两只手撑在门框上，摆出一副“我就在这里看谁敢动”的架势，她的围裙上还沾着刚才切葱的碎末。“住倒是没人住了，”她回头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的阿黄，“但有条狗。老李养的狗。你们拆房子可以，总得给狗一个地方吧？”
瘦高个隔着镜片看了阿黄一眼，皱了皱眉。他低头在文件夹上又写了几个字，像是把“狗”作为一个待处理事项记录在案，然后说了一句话。话不长，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这儿要拆了建停车场。后天之前把狗弄走。没人领的话，让打狗队来处理。”
“打狗队”三个字砸在地上，叮叮当当滚进堂屋的角落里，滚到藤椅下面。阿黄的耳朵抖了一下。它不懂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但它懂那个人的语气——和陈婶的语气相反，这个男人的声音里没有一点点暖意。他说话的方式像老李以前在院子里劈柴，一斧头下去，木头从中间裂成两半，干脆利落，不容商量。只不过他劈的不是柴。
那些人走了之后，陈婶在堂屋里站了很久。她先是看了看墙边那只满满当当的搪瓷碗，里面的饭已经干得裂了缝，几粒米从碗沿上滚下来落在旁边的灰里。她又看了看老李的藤椅，藤椅下面铺了一圈金黄色的槐树叶子，已经干透了，边缘卷起来，但整整齐齐地摆着，中间窝着一个狗身子压出来的浅坑。她又看了看那把藤椅，藤椅扶手上搭着老李的旧毛毯，毛毯上沾着几根白头发。她叹了口气。她弯腰把门外面那碗红烧肉端进来放在搪瓷碗旁边，离开的时候把铁皮门重新掩上，掩到只剩一条巴掌宽的缝。
傍晚的光从门缝里照进来，在地上画了一道又细又长的橙色线条，从门槛一直延伸到堂屋正中央，然后被藤椅的腿截断成两段。阿黄趴在藤椅下面，望着那道光一点一点地移动，从椅子腿的左边移到右边，再爬到对面墙上，然后慢慢变暗、变淡，最后消失在墙角的黑暗里。太阳落山了。天黑了又亮，亮了又黑。巷子里的青石板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石缝里的青苔从翠绿变成墨绿再变成枯黄。院墙上的藤蔓叶子落光了，藤蔓的枝条光秃秃地贴在墙面上，像一道道干瘪的血管。隔壁王老头养的芦花鸡又孵了一窝小鸡，毛茸茸的小鸡们在巷子里叽叽喳喳地跟着母鸡跑来跑去，路过老李家门口的时候总爱从门缝里伸头进来看一眼，看见一条黄狗趴在藤椅下面，就把头缩回去，继续跟着妈妈走远了。
阿黄一直趴着。它把鼻子塞进老李的旧毛毯里——毛毯上老李的气味已经快散尽了，但用力吸，用力吸，还是能吸到一点点，像从一块榨干了的海绵里挤出的最后一滴水。
那天夜里起了风。
风从门缝里灌进来，把地上的落叶吹得翻了个身。阿黄在风声中做了一个梦。梦里是春天，老李还在，他坐在藤椅上，手里拿着那双旧棉鞋，用针线缝鞋面上那个磨破的小洞。他的手比阿黄记忆里更瘦了，手背上的青筋凸起来，像几条弯弯曲曲的河流穿过干涸的河床。针脚缝得歪歪扭扭，但他缝得很仔细，每一针都扎在破洞的边缘，把发黄的棉花一点一点塞回去，再用线把洞口收拢。阿黄趴在他脚边，尾巴在地上画着圈，看着他把鞋面上的破洞一针一针地缝好，然后把棉鞋举到眼前打量了一下，转过身来叫它。阿黄，你试试。他用粗糙的手指把棉鞋套在阿黄的鼻子上。鞋子太大了，罩住了阿黄的半张脸，眼前一下子黑乎乎的，只闻到棉花和麻线的味道，还有老李手指上残留的烟草味，温热的，干燥的，熟悉的。它在鞋窝里打了个喷嚏，老李笑了起来。他笑得咳嗽了，咳得很厉害，整个藤椅都在震动，但他还是笑。阿黄想把鼻子从鞋窝里抽出来看老李的脸，但鞋窝里的黑暗太深了，太暖了，它怎么都挣不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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