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第五天，那丝体温感也找不到了。旧棉被彻底凉透，成了一床普通的、等待收进衣柜的被子。
第四天，阿黄从藤椅上跳下来，没有去阳台，也没有去门口。它径直走到老李的卧室门口，用鼻子拱开了虚掩的房门。老李的卧室很小，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衣柜就只剩一条窄窄的过道。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老李是退伍兵，一辈子没改掉叠方块被的习惯，被子的棱角还跟刀切的一样，只是枕头上没有脑袋压过的凹痕，床单上没有体温的余热，床头柜上那个棕色的药瓶盖子没拧紧，瓶口敞着，里面还有三颗白色药片，阿黄远远地闻了一下，还是那种让它鼻酸舌根的苦味。它退了出来。它不喜欢这间卧室——因为老李不在这里，但这间卧室里却到处都是老李不在的证据。叠好的被子，空的枕头，没拧上盖的药瓶，停摆的闹钟。每一样东西都在说：他走了很久了。
阿黄重新跳上藤椅，把脑袋搁在扶手上。扶手上那块磨得发亮的皮垫上，有老李常年搁手肘留下的两个浅坑，正好和它现在的鼻子位置重合。它把鼻尖轻轻嵌进那个浅坑里，那里面还存着一丝极淡的烟草味，淡到一阵穿堂风就能把它吹散，但至少现在还在。阿黄闭上眼，在膝垫和扶手围成的角落里缩成更紧的一团。它开始养成一个新的习惯——不是原来那种趴在门缝边等，而是每天傍晚把一片从阳台飘进来的落叶叼回来，轻轻放在藤椅的椅座下面。这个习惯始于那天下午。
那天下午起风了。阳台上的晾衣杆被吹得咣当咣当响，那床晒了好几天没人收的旧棉被终于不堪风的拉扯，从晾衣杆上滑落下来，摊在阳台的水泥地上。一片梧桐叶从阳台窗户的缝隙里飘了进来，黄的，卷着边，巴掌大小，轻得像一小片烤焦的煎饼。它在客厅里打了几个旋，最后落在那把空藤椅的椅座下面。
阿黄盯着那片叶子看了很久。它走过去，低头用鼻尖碰了碰叶面。凉的，干的，边缘已经脆了，一碰就碎了一小角。但叶面上有一层毛茸茸的绒毛，摸上去和老李旧毯子的触感很像。阿黄轻轻叼起那片叶子，小心翼翼地把裂口对整齐，放到藤椅下面。老李以前带它去护城河边散步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站在银杏树底下看落叶。他说叶子落了是回土里睡觉，来年春天还会长出来。“人也是一样的。”他说这话的时候阿黄还小，只顾着追叶子和蝴蝶，不懂什么叫“一样”。现在它懂了，或者说，它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句话——叶子落了会回来，老李落了，也会回来。如果老李回来的时候看到藤椅下面积攒的落叶，一定会明白，这些叶子是他不在的时候阿黄替他收起来的；一定会明白，阿黄每天都在替他看窗外的梧桐，等他回来。
从那天起，每天傍晚，阿黄都会把一片落叶叼到藤椅下。一天一片，整整齐齐地摆在椅座正下方的阴影里。头几片叶子是梧桐叶，后来梧桐叶掉光了，它就捡阳台上文竹落下的细针状小叶，再后来连文竹也秃了，它就开始叼任何能被风吹进阳台的东西——一片碎纸，一根晾衣杆上被风撕下的布条，一缕老李自己早先从扫帚上扯落的细竹丝。藤椅下的落叶堆一天比一天厚，阿黄每天清点一遍，用鼻尖把新叼来的叶子排在旧叶子旁边，从不重叠。像在攒一份礼物，像在写一本日记，每一片叶子都是一页，写着同一个字——“等”。
又过了几天，王姨带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来敲门。那人是老李的儿子，在邻市上班，平时不常回来。阿黄认得他——以前每年过年的时候，这个人会拎着水果和保健品来，进门叫声“爸”，放下东西坐半小时就走了，走的时候总是说“单位还有事”。他不摸阿黄，也不和阿黄说话，只是每次看到阿黄趴在地上，会往旁边挪半步。现在他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穿着黑色的夹克，眼睛扫过藤椅、搪瓷缸、茶几上的旧烟盒，然后落在藤椅下那堆整整齐齐的枯叶上。他愣了一愣，问王姨：“这狗怎么把烂叶子都叼到屋里？”王姨把阿黄护在腿后：“你别动它的叶子，它捡了半个月了。”
老李的儿子没再说话，他拉开公文包，拿出一个文件夹递给王姨，压着嗓子说了几句话。阿黄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它从那人抿紧的嘴角和刻意压低的声音里嗅出了一种它不熟悉的气味——那不是老李身上那种热腾腾的带着铁锈味的汗气，而是一种冷冰冰的像医院走廊里消毒水擦过的瓷砖表面的气息。它在王姨腿后退了两步，把地上那堆叶子往身下护了护。它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有人的气味，和老李不一样。不是比老李更难闻，而是更陌生、更凉。
那天晚上，阿黄做了一个梦。梦里老李就坐在藤椅上，穿着那件藏青色的中山装，袖口磨得发白，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着的烟。他低头看着椅座下面整整齐齐码好的落叶，眼睛亮了亮：“哟，你还会捡叶子了？捡这么多，给我攒着干啥？”阿黄蹲在他脚边，拼命摇尾巴，想告诉他说是等你的，等你回来看，看一片叶子都没少，我天天守着。但它的嗓子发不出声音，只能把脑袋使劲往老李手心里拱。老李的手是热的——和从前一样，粗糙的指腹上有刀疤和毛刺，但能盖住阿黄整个脑门。他把那根没点着的烟从左手换到右手，用空出来的手揉了揉阿黄的耳根，那手劲儿还是和以前一样，不重不轻，刚好能把狗的耳朵揉得暖烘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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