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有一次，老李出门忘了带钥匙，被锁在外面，在楼下石凳上坐了一下午。阿黄独自在家，盯着那张空荡荡的藤椅看了很久。藤椅的扶手被老李的手磨得发亮，坐垫上还有一个凹陷，是老李屁股的形状。阿黄慢慢地走过去，先把一只爪子搭上去，停了一下，像是在犹豫要不要打破规矩。然后它整个身子都上去了。它蜷在藤椅上，把鼻子埋进坐垫里。坐垫上有老李的气味，烟草味、铁锈味、洗衣皂味，还有一点点汗味。它闻着这个气味，就像老李还坐在它身边，粗糙的手掌一下一下地摸着它的后背，嘴里念叨着“阿黄啊阿黄”。它在那张藤椅上睡了老李不在家的唯一一个下午。老李回来以后，它立刻从藤椅上跳了下来，低着头，尾巴夹着，等着挨骂。老李看了看藤椅上的狗毛，又看了看它，什么都没说，只是笑了一下，弯腰揉了揉它的耳朵根。那是阿黄唯一一次犯规。老李没有骂它。后来它再也没上过那张藤椅——直到老李被抬走那天。
那天它追着救护车跑了很远。车顶上的蓝灯转着圈，发出它听不懂的啸叫。它追到了巷子口，追到了大街上，追到了再也追不动的地方。然后它回到空荡荡的屋子里，站在那张藤椅前面，慢慢爬了上去。藤椅还在，坐垫的凹陷还在，烟草味还在。可是老李不在。它把鼻子埋进坐垫里，用力地吸气，想把那个气味吸进身体最深的地方。然后它蜷成一团，就像老李还坐在那里一样。
走廊里的灯闪了一下。
阿黄从回忆里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的爪子已经伸到了门缝底下。它把鼻子凑近门缝，那股气味更浓了。不是药水味，是老李的气味。它的尾巴开始摇，不受控制地摇，尾巴尖打在长椅腿上，发出啪啪的声响。
就在这时，门又开了。
出来的是穿蓝布衫的阿姨。她刚从另一头打完电话，走过来跟胖护士说了些什么，胖护士犹豫了一下，看了看趴在长椅底下的阿黄，叹了口气说：“十分钟。就十分钟。别让人看见。”然后她摆了摆手，转过身去假装整理推车上的药瓶。
阿姨走过来，蹲在阿黄面前。她的眼睛红红的，鼻子也红红的，像是刚被冷风吹过。但她说话的声音很轻，跟平时敲门送红烧肉的时候一模一样。
“阿黄，我带你进去看李大爷。”
阿黄站起来，四条腿同时发力，一下子从长椅底下窜出来。它跟着阿姨走到那扇门前，门推开的时候，那股气味像一道暖流迎面扑来。不是走廊里那种刺鼻的药水味，是老李的气味。更浓了，但也更淡了——浓是因为离得近了，淡是因为气味里混进了别的什么东西。一种阿黄从来没闻过的味道。不是血，不是汗，不是任何它认得的东西。它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它的尾巴不摇了。
病房不大。四壁白得晃眼，窗帘拉了一半，外面的天已经暗了。屋子里很安静，只有一台机器在滴滴答答地叫，屏幕上一根绿色的线跳来跳去，跟着老李的呼吸一起一伏。老李躺在床上，身上盖着一条白被子。他的手露在外面，手背上贴着一块白胶布，胶布下面连着一根细管子，管子的另一头挂着一个透明的袋子，袋子里是水。阿黄不懂那是什么，它只知道老李的手上插着管子，管子连着袋子，袋子里的水一滴一滴往下掉，像老李门口那个关不紧的水龙头。
它见过那个水龙头。每次老李去拧它，拧了半天拧不紧，水还是滴滴答答地漏。老李就骂它一句“不中用的东西”，然后用一个塑料桶接着，第二天用桶里的水浇花。花是一盆君子兰，放在阳台上，是老李妻子留下的。老李浇水的时候很仔细，不多不少，刚刚好湿透泥巴。阿黄蹲在旁边看着，觉得老李的手指头比水龙头还稳。可是此刻老李的手在发抖，抖得很轻很轻，像秋天的树叶。
阿黄走近床边，伸出舌头，轻轻舔了一下老李的手指。手指很凉。比地板还凉。阿黄又舔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用鼻子拱了拱老李的手心。拱一下就停一下，等着那只手像以前一样抬起来，摸摸它的耳朵根，或者用指关节敲敲它的脑门——老李敲脑门的时候不疼，敲完了会笑着说“你这傻狗”。
可是那只手没有动。
阿黄又拱了一下。还是没动。它抬起眼睛看老李的脸，老李的脸比上次见到的时候更瘦了，眼窝凹下去，嘴唇干得起了皮。但他的眼睛是睁着的，是睁着的！阿黄的尾巴猛地摇起来，摇得整个身子都在晃，它把前爪搭在床沿上，伸长脖子去够老李的手，舌头急切地舔着他的手心和手指缝，发出轻微的呜咽声，那声音从喉咙深处挤出来，不像叫，倒像在说话——你醒了，你睁开眼睛了，你看看我，我在，阿黄在。
老李的嘴唇动了。他的眼皮很重，抬起来一点，又垂下去，又抬起来。他看见了床边的阿黄——那条土狗，黄色的皮毛因为好几天没洗而打了绺，肚子瘪得肋骨一根根凸出来，但眼睛还是那么亮，亮得让他想起当年在垃圾桶旁第一次见到它的那个傍晚。他心里一急，第一个反应是想骂它——狗东西，怎么跑来的？医院不让狗进，咬了护士可咋整？但他的嘴唇嚅动了半天，骂人的话一个字也吐不出来。身体里有千斤重的石头压着，压得他连呼吸都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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