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废品的汉子敲不开门,骂骂咧咧地走了。三轮车发动的时候排气管里喷出一股黑烟,呛得路边的流浪猫连打了三个喷嚏。阿黄闭上眼睛,那股黑烟的味道飘进门槛里,像一团灰色的棉花堵在它鼻子里。它忽然想起老李带回来的第一个冬天。那天老李把它从垃圾桶后面捡起来,用外套裹着抱在怀里,一路走一路跟它说话。它那时候太小了,听不懂人话,但能听出语气。老李的语气是暖的,像是冬天里刚出锅的热粥冒出来的那股白气。回到家,老李把它放在门槛上,自己先进屋生炉子。等炉子烧起来,老李回头一看,它还坐在门槛上没动——不是不想进,是不敢进。它是一只流浪狗,它的经验告诉它,门里面是人家的地盘,没有邀请不能随便进。老李蹲下来,用那双粗糙得像树皮一样的手托起它的脸,说了一句它这辈子第一次听懂的人话:“进来吧,这是你家。”

    它进来了。它拥有了一个家。

    家是什么?对阿黄来说,家不是墙壁和屋顶,不是门槛和窗户,家是气味。是烟草和铁锈的混合,是铝锅里热粥的米香,是藤椅上积攒了几十年的人体的温度和油脂,是老李打开收音机时旋钮的塑料被手指摩挲了几万次之后散发出的那种特有的、淡淡的味道。这些味道曾经弥漫在这间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缝隙,每一件衣服的褶皱里。但现在它们正在一天天地消散。先是灶台上的粥味没了,然后是衣柜里樟脑丸的味道盖过了烟草味,再然后是藤椅——老李每天坐的那张藤椅,扶手被磨得油亮的地方,现在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阿黄每天都会把鼻子凑到藤椅扶手上闻一闻。老李的味道还在,但越来越淡了,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捕捉到。它不知道这个过程在人类的词典里叫“遗忘”,它只知道自己在跟什么东西比赛——跟时间赛跑,跟灰尘赛跑,跟每天晒进来把老李味道晒淡的阳光赛跑。它能做的就是把老李的所有东西都归拢到藤椅下面。老李的棉拖鞋,左脚那只后跟磨偏了。老李的收音机,天线断了用铁丝缠的。老李的搪瓷茶缸,内壁有一圈洗不掉的茶垢。老李的烟斗,斗钵里还塞着最后一次没来得及点着的烟丝。

    这些物件被阿黄一件一件叼到藤椅下面,摆得整整齐齐。烟斗和茶缸并排放在左手边,拖鞋和收音机放在右手边,中间留了一个空位——那是老李的脚平时搁的地方。它自己就蜷在那个空位上,把下巴搭在老李的拖鞋上。拖鞋上残存的那一点气味比藤椅扶手上的更浓——老李的脚型把鞋底压出了一个凹痕,脚汗渗进棉布里,十几年都没有完全干透。对一只狗来说,这个气味就是老李本人。是他在沙发上打盹时慢慢放缓的呼吸,是他蹲在门口削土豆时刀片刮过土豆皮的声音,是他把碗里的热粥分了三分之二倒进搪瓷碗时嘴角不经意泛起的弧度,是无数个黄昏里他摸着阿黄的脑袋用那种沙哑而温和的嗓音自言自语念叨“咱爷俩”时喉结上下滚动的模样。

    阿黄蜷在那个空位上,把鼻子埋进拖鞋里,尾巴尖轻轻摇了摇。

    收废品的三轮车还在巷子里,那个汉子终于敲开了一家的门,正在跟人讨价还价。阿黄听着他们的对话,耳朵一前一后地转着——一只是本能的警觉,一只是漫无目的地追索那个在记忆里越来越远的声音。它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守候这个词汇是人类发明的,它不懂。它只知道,这座房子是老李的,老李的东西还在这里,老李就还会回来。它是老李的狗,老李走了,它就得替他守着。守着藤椅,守着烟斗,守着棉拖鞋,守着窗台上那盆渴死了的君子兰,守着门槛上被老李的布鞋磨出来的那一道浅浅的凹痕。

    秋风又起了,梧桐树上的叶子哗啦哗啦地响,又落下来几片,打着旋儿落在三轮车的车斗里,混进那些被绑成一捆一捆的废纸箱和旧报纸中间。阿黄睁开眼睛,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后腿蹬直,前腿趴在地上,屁股撅得高高的,尾巴从后腿之间翘起来,像一根被风吹弯了的狗尾巴草。这是老李教它的。每天早上老李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伸懒腰,阿黄在旁边看着看着就学会了。老李说,你比老子还像个人。

    它走到门口,用鼻子推开虚掩的门,走到梧桐树下,抬头看着那辆正在装废品的三轮车。收废品的汉子低头看了它一眼,说了一句“谁家的狗”。阿黄没有理他。它在三轮车的轮子上闻了闻——没有老赵的味道,也没有老李的味道。这辆车跟它的记忆没有任何关系。

    它转身往回走的时候,秋风吹起地上的一片梧桐叶,叶片翻卷着从它眼前飞过去,飘进了老李家的门槛。阿黄看了一眼门槛里面的堂屋,那张藤椅在午后偏西的光线里显得格外安静,椅背上搭着老李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外套,袖子垂下来,被风一吹,轻轻地晃了一下。阿黄愣住了。它站在门口,耳朵竖起,尾巴僵在半空中。

    它跑过去,把落叶叼起来,放在藤椅下面,跟那些棉拖鞋和烟斗放在一起。然后又跑出去,叼第二片、第三片。秋天是落叶的季节,梧桐树的叶子落得又多又快,阿黄就在门口和藤椅之间来回跑,嘴里永远叼着一片叶子,有时候是梧桐叶,有时候是巷口飘进来的银杏叶,每一片都仔细地放在藤椅下的同一个位置,像是垒一个小小的、用叶子做的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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