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黄一直记得那句话。不是因为听懂了,而是因为老李说那句话的时候,声音和平时不一样——很轻,很慢,像怕把什么东西碰碎了。
他说:"阿黄,我可能要走了。"
阿黄当时歪了歪头。它不知道"走"是什么意思。老李每天都会"走"——去厨房,去厕所,去门口拿报纸。但这一次,老李说完这句话以后,就没有再站起来。
阿黄跳下床,走到五斗柜前面。五斗柜的第二个抽屉,老李从来不让它碰。老李在的时候,那个抽屉总是关得严严实实的,上面还压着一把旧锁。阿黄用鼻子顶过很多次,顶不开。
现在那个抽屉开着一条缝。张阿姨打扫的时候,大概打开过。
阿黄用鼻子拱了拱,抽屉滑开了一点。里面有一个铁盒子,生锈了,上面贴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已经模糊了。铁盒子旁边是一条旧围巾,灰色的,毛线起了一粒一粒的球。铁盒子旁边还有一个小布包,用蓝花布包的,系着一根红绳。
阿黄把铁盒子拖出来。它用爪子扒拉了半天,没扒开。铁盒子锈住了。它放弃了,转头去闻那条围巾。
围巾上有味道。不是老李的味道——是另一种。更淡,更软,像春天的风。阿黄闻了很久,忽然想起老李有时候会把这条围巾拿出来,放在鼻子底下闻一闻,然后叠好,放回去。那时候阿黄趴在旁边,看着他,不明白他为什么闻一条旧围巾。
现在阿黄明白了。至少它觉得自己明白了。这条围巾上,有那个麻花辫女人的味道。
它把头搁在围巾上,闭上了眼睛。
三、声音
下午的时候,隔壁传来电视的声音。
隔壁住的是小刘一家。小刘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刚结婚,媳妇怀孕了。他们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天下午都开着,声音开得很大。今天放的是一部老电影,里面有人在大声说话,有枪声,有音乐。
阿黄趴在卧室的地板上,耳朵对着墙。它不喜欢电视的声音。太吵了。老李在的时候,电视从来不开——老李没有电视。他有一台收音机,黑色的,塑料壳子,只能收到一个台。他偶尔打开,听一会儿新闻,然后关掉,说"吵得头疼"。
阿黄更喜欢收音机的声音。沙沙的,像风吹过树叶。
隔壁的声音忽然变了。电视关了,换成了说话声。是小刘媳妇的声音,尖尖的,隔着墙也能听见:"老公,你说老李叔那条狗,还能活多久啊?"
阿黄的耳朵动了一下。
"谁知道。"小刘的声音,闷闷的,"听说狗的寿命也就十几年。那条狗跟了老李叔十二年了吧?差不多了。"
"可怜的。老李叔走了以后,它就一直不吃东西。张阿姨说昨天又瘦了一圈。"
"唉,畜生也通人性。老李叔对它那么好,它忘不了。"
"你说它会不会……"
声音低下去了。阿黄没听见后面的话。但它不需要听见。它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它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它的后腿越来越疼,吃东西越来越少,睡觉越来越多。它有时候觉得自己正在慢慢变轻,像一片叶子,随时会被风吹走。
但它不走。至少现在不走。
它要等。
等什么?它不知道。也许是等老李的脚步声。也许是等那双手再摸一次它的头。也许是等那个声音再叫一次"阿黄"。
它从卧室爬起来,慢慢走到客厅,趴回藤椅底下。它把那张照片用鼻子拱到藤椅的角落里,和那些落叶放在一起。照片上的女人微笑着,麻花辫垂在肩上,好像在看着它。
阿黄看了她一会儿。然后它闭上眼睛,把脸埋进前爪里。
四、黄昏的来访者
傍晚的时候,来了一个陌生人。
阿黄先听见了钥匙声——不是张阿姨的钥匙。张阿姨的钥匙串上有一个小铁环,走路的时候叮当响。这个人的钥匙没有铁环,插进锁孔的时候很安静。
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男人,四十多岁,穿着一件藏青色夹克,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他站在门口,看了看屋子里,目光最后落在藤椅底下的阿黄身上。
阿黄没有站起来。它抬起头,看着那个人。
那个人也看着它。他的眼神很复杂——有同情,有好奇,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阿黄?"他试探着叫了一声。
阿黄没动。它不认识这个人。
那个人走进来,把公文包放在鞋柜上,蹲下来,和阿黄平视。他伸出手,慢慢靠近。
阿黄往后缩了缩。它的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呼噜声——不是凶,是警告。它不让人摸。除了老李,除了张阿姨,它不让任何人碰它。
"别怕,"那个人说,"我是老李的侄子。我叫李建军。"
阿黄不懂"侄子"是什么意思。它只知道这个人身上有陌生的味道——烟味、香水味、还有汽车尾气的味道。不是老李的味道。
李建军的手停在半空,没敢再往前。他看着阿黄的眼睛,叹了口气:"我叔走了以后,我一直想来看看。工作忙,拖到现在。听说你一直不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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