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个人住在土墙屋里，喝酒，喝最便宜的苞谷酒，几毛钱一斤。喝醉了，就躺在地上，对着屋顶说话。
“李秀兰，”他说，“你回来。你回来，我弄死你。”
“赵天贵，你等着。你等着，我弄死你。”
他疯了，潜意识中依然知道该恨哪些人。他谁都想弄死，但谁都弄不死。他只是一条疯狗，在村里游荡，见人就吠，但没人怕他。
龙家平看着刘万银疯了，去找李秀兰：“李同志，刘万银疯了。你……你小心，疯子会无缘无故地打人。”
“龙大哥，”她说，“我不怕。他不行，疯了更不行。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好意，我会提防的。”
“李同志，”龙家平说，“你……你说刘万银是不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缺德事，遭了这种报应？”
“报应？”李秀兰笑了，“龙大哥，你这是迷信。科学的解释应该是他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精神崩溃了。”
龙家平看着她，没说话。他忽然觉得，这个女人比刘万银更可怕。刘万银的坏是明面上的，她的坏藏在笑里，藏在眼角那微微上挑的弧度里。
1972年春天，赵天贵给李秀兰争取了一个推荐回城的名额。表格上盖着公社***的公章，还有县知青办的审批章。比她先来的那些人都还没回城，她就走了。
走的那天，她穿着那件格子衬衫，辫子垂在胸前。她站在村口，回头看了一眼四宝村的山。
1973年冬天，刘万银死了，冻死的。
他喝醉了，躺在一棵歪脖子树下，睡着了。雪下了一夜，把他埋了。第二天有人发现的时候，他已经硬了，像一根冰棍。
他的脸是笑的。嘴角往上翘，但不是李秀兰那种钩子般的笑。他的笑是僵的，是冻出来的，像冰面上裂开的纹路，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
熊安凤来收尸，哭了几声，也没多伤心。她早就当这个男人死了。她带着三个娃，嫁给了二十里外村子里的一个鳏夫，日子照样过。
熊安凤把刘万银埋在关山上的乱坟岗，没有给他立碑。后来刘万银的土墙屋塌了半边，成了野猫的窝。有时候夜里走过，能听见猫叫，像婴儿哭，也像人笑。
龙青九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李秀兰那种笑容叫什么——那不是笑，是钩子，是猎枪，是某种让人心甘情愿往陷阱里跳的法术。
四宝村的人后来提起这件事，总说刘万银是“色字头上一把刀”。但龙青九知道，这句话说错了，看错了，仔细看，色字头上那不是一把刀，那是一个钩子，长着倒刺的钩子。钩子钩住了刘万银的魂，钩住了赵天贵的权。
很多年后，龙青九在成都的饭馆里，听见有人说起成都的一个女干部，姓李，叫李秀珠，在妇联工作，风评很好。履历在他的家乡当过知青——她下乡的时候叫李秀兰，回城后改的名。
他后来才明白，李秀兰那种钩子，钩的是男人的色心。而苏春棠不是钩子。
苏春棠是那天下午，黄桷树荫下伸过来的一只手。手里捏着一根针，要挑他手上的水泡。
他那时候以为，水泡挑破就完了。
很多年后才知道，那根针挑的不是水泡，挑的是一个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