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经常和叶林讲，工厂里什么最吃香？技术！只有技术才是一个人在厂里立足的根本，别的，什么都不行！
孙立还说，社会越发展，技术越吃香。不信？走着瞧！
孙立从小在农村长大，他知道，就是在地里干农活，一样的出力，农活技术好的人也要比你农活不行的人多挣许多工分的。当年，他非常想学一手漂亮的农活，当一个农村的好把式，为家里多挣点工分，让家里的人过上富裕一点的日子。结果没想到，农活还没学好，工分也没挣着，命运女神却对他笑了，父亲的右派摘帽了。
刚开始，他并不以为然，一个右派摘帽不摘帽的能怎么样？这么多年已经过来了，苦也苦了，难也难了，戴上帽子是白天种地，晚上睡觉，摘了帽子还不是白天种地，晚上睡觉。该吃什么吃什么，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摘个帽子能怎么着？
他太天真了，正值青春期的孙立无论如何也无法体会到，个人的命运往往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当国家的命运发生改变的时候，个人的命运也会跟着发生改变。关键的是，政策的改变是能带来巨大好处的，也是能改变他一生的。
随着政策的落实，家里发生了巨大变化，一系列的好事接踵而来，让他瞪圆了双眼，惊掉了下巴。他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脑袋一直发晕。
摘了右派的帽子，他才知道，他父亲曾经是一个大工厂的副总工程师，虽然他不清楚副总工程师是干什么的，但听那口气，也是个不小的官，比乡党委书记好象还要大，当然比村长那就大多了，以后村长估计不敢再和他家人瞪眼了，小队会计也不敢再给他们少算工分了。
他所能想到的只能是这些具体而微观的事，他想不到政策带来的是改变，是颠覆性的改变！这种改变是他把脑子想烂也想不出来的。
父亲先是补发了工资，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父亲有那么多的钱，一万多块。天哪，听听都晕。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全家拼死拼活的干一年，工分加在一起，一年的收入也就是十几块钱。由于钱少，孙立小时候的衣服就没有穿过新的，永远是父亲身上退下来的旧衣服改的，针线摞针线，补丁摞补丁。更可怜的是他五岁的小妹妹，穿的衣服是用他穿过衣服再改，弄得小姑娘每天灰头土脸的分不清是男孩女孩，要知道他父亲是最亲这个小妹妹的。
那时候，买个油盐酱醋舍不得花钱，是要用鸡蛋去换的，当时尽管家里有几只下蛋的鸡，但全家人谁也没有吃过一个鸡蛋。孙立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小妹妹病了，病的很厉害，高烧不退，他父亲从篮子里拿起一个鸡蛋，还让他母亲流着泪硬从他父亲手里夺了下来，这一个鸡蛋就有可能是全家吃的咸盐。他母亲炒菜时，从来不用瓶子到油，而是用一根绳子拴着一枚铜钱儿，在油碗里沾一沾，在锅底一淋，就算用油了。一次，他父亲牙疼的厉害，药店里一毛钱三片的去疼片舍不得买，和人家磨了半天，花五分钱买了一片半回来。
现在，父亲恢复了每月都有收入的待遇，而且光补发工资就一万多块，这是什么光景？全村所有人的钱加在一起也没有一万块，他家这一下成财主了。他记得父亲从邮局拿到钱回到家的那一刻，脸上不仅没有一丝笑容，反而全是泪，弄得母亲也跟着哭。全家几个孩子谁也不敢吱声，都悄悄躲在犄角旮旯里藏着。孙立看着父母也云山雾罩，有钱不是好事吗，怎么父母还哭呢？当天，母亲在村里小买部买了七斤肉（当时卖肉的只剩下七斤了）一下子全炖了，最小的妹妹一句话不说，捧着大碗连汤带油一连吃了三碗，吃得她直翻白眼才恋恋不舍的放下手中的碗，他父亲见状悲喜交加，摸着小妹妹的脑袋老泪纵横，结果小妹妹第二天开始拉稀，怎么着也止不住，到乡卫生院输了液才算完。从此，小妹妹和猪肉绝了缘，直到今天也不吃猪肉。
那时候，孙立想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这一万块钱得花多少年才能花完？要是买肉吃能吃多长时间。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想象，钱的事他还没想清楚，接着便是通知他们可以回城市了，回到那有汽车有楼房有电灯的城市里去，不再住这冬冷夏热、四面透风、全家挤在一张土炕的烂房子了。而且，回城市的事情还没有落实，更让他晕的事情又来了，由于落实了政策，根据有关规定，他还能顶替父亲进工厂当工人，当那上班穿工作衣挣工资的工人。当时知道这个消息时，他高兴的全身都不由自主的发抖，很长时间都控制不住，一连三个晚上都睁着眼睛无法入睡。在当时的农村，一听说能到工厂去上班，那真是高兴的连觉都睡不着，因为到工厂上班每月都有工资，还能学技术，就这一点，在农村能让人羡慕死。
刚到工厂时，由于土，由于什么也不知道，让人很看不起。而且，他那一口标准的乡下口音，是同期进厂工友们开玩笑的由头。一切的一切都激发起他苦学技术的狠心。他清楚地知道，要想在一个地方站住脚，直起腰，只能靠一手好技术，不是靠玩命。玩命也得玩，玩命是为了下一步的不玩命。打打杀杀能用一时，但用不了一世，要想一世称雄，除了玩命，还得有技术。因为这里是工厂，不是战场。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他想尽一切办法去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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