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老李的话更少了。他常常一坐就是很久，不说话，只是看着院子里的某个地方，看着那棵老槐树，看着墙角疯长的野草，看着院墙上爬过的蜗牛。有时候他会咳嗽，咳得很厉害，咳得整个人蜷缩起来，阿黄就着急地围着他转，用湿漉漉的鼻子碰他的手，直到他平复下来，虚弱地拍拍它的头，说：“没事，没事……”
有时候，他会对阿黄说话，说一些阿黄听不懂的话。
“阿黄啊，我年轻的时候，能扛两百斤的水泥上三楼，不带喘气的。”
“阿黄啊，这把藤椅，是我爹编的。我爹手巧，什么都会编，筐啊，篓啊，椅子啊……他走了三十年了。”
“阿黄啊，你大娘要是还在，该骂我了，骂我不知道添衣服，骂我咳嗽了还不吃药……”
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仿佛在看着那些已经消失的岁月。阿黄听不懂，但它会安静地听着，耳朵微微转动，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老李，仿佛这样就能把那些话语里的重量分担一点过来。
藤椅还是每天搬出来，又搬回去。
搬出来时，老李会拍拍椅面，用抹布擦一擦，尽管上面并没有灰尘。搬回去时，他会站在椅子前，看一会儿，然后很轻、很轻地叹一口气，那叹息轻得像羽毛，却沉得让阿黄心里发紧。
有一天下午，天阴着，风很大，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被吹得哗哗响，黄叶像雨一样往下掉。老李没有出门，只是坐在里屋的床上，靠着墙，看着窗外。阿黄趴在他脚边，能听见他胸腔里那种拉风箱一样的声音，呼啦，呼啦，一下，又一下。
忽然，老李说：“阿黄，去，把椅子搬进来，要下雨了。”
阿黄抬起头，看看他，又看看窗外。它听得懂“椅子”，也听得懂“进来”，但它不知道怎么“搬”。
“去啊。”老李又说，声音很虚弱，但很坚持。
阿黄站起来，走到外屋。藤椅还在院子里，在越来越暗的天光里，像一个沉默的、等待的老人。风很大，吹得藤椅轻轻摇晃，藤条摩擦，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
阿黄走到藤椅边，用鼻子碰了碰椅子腿。椅子很重，比它重得多。它绕着椅子转了一圈，然后试着用嘴叼住一条椅子腿，想拖。可椅子只是晃了晃，没有动。
它试了几次，椅子只是在地上挪了一点点，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用推的，阿黄，用推的。”老李在里屋说，声音透过门板传来，闷闷的。
阿黄听不懂“推”，但它似乎明白了什么。它走到椅子后面，用前爪扒住椅背，用脑袋顶，用身体拱。椅子动了，一点点地，艰难地，在水泥地上挪动。椅腿和地面摩擦，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在风里显得格外清晰。
一步，两步，椅子挪过了门槛，进了屋。
阿黄喘着气，舌头吐出来，哈着白气。它回头看看老李，老李靠在里屋的门框上，看着它，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好狗，”他说，声音很轻，“好狗。”
那天晚上，雨果然下起来了，淅淅沥沥的，敲打着瓦片，敲打着窗户。阿黄趴在老李床边的垫子上，能听见老李的呼吸声，时而平缓，时而急促，时而夹杂着闷闷的咳嗽。它睡不着，就睁着眼睛，看着黑暗里模糊的屋顶，听着雨声，听着老李的呼吸。
后半夜，老李咳嗽得厉害，坐了起来。阿黄立刻站起来，前爪扒着床沿，看着他。黑暗中，老李佝偻着背，咳得撕心裂肺，仿佛要把肺都咳出来。阿黄急得呜咽，跳上床，用温热的舌头舔他的手，舔他的脸。
老李终于咳完了，喘着气，靠在墙上，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摸着阿黄的头。
“阿黄啊，”他说，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我要是……我要是走了，你怎么办？”
阿黄听不懂，只是用脑袋蹭他的手，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老李不说话了，只是摸着阿黄，一下，又一下。窗外的雨声渐渐小了，天边泛起灰白的光。晨光从窗户透进来，照见老李脸上的皱纹，照见他花白的头发，照见他眼睛里那种深不见底的疲惫。
“阿黄，”他又说，这次声音很轻，轻得像梦呓，“那把藤椅……留给你。你替我……替我坐着。”
阿黄不懂什么是“留”，也不懂什么是“替”，但它听懂了“藤椅”。它从床上跳下来，走到外屋。藤椅放在墙角，在晨光里静默着。阿黄走过去，跳上椅子，在座位那个凹陷里趴下来。
那个凹陷，是老李的身体十几年、几十年来一点点磨出来的，刚好能容纳一个人的身形。可阿黄趴在里面，显得很小，那个凹陷对它来说太大、太深了。但它趴在那里，把鼻子搁在前爪上，眼睛望着里屋的门。
老李扶着门框走出来，看见阿黄趴在藤椅里。他愣了愣，然后笑了。这次的笑，很淡，很温柔，眼角的皱纹舒展开，像水面的涟漪。
“对，就这样，”他说，“替我坐着。”
阿黄看着他，尾巴轻轻摇了摇。
从那天起，阿黄有了一个新习惯——每天老李坐在小马扎上晒太阳时，它就跳上藤椅，趴在那个凹陷里，陪着老李。有时候老李会对它说话，说那些过去的事；有时候老李只是沉默，它就也沉默，只是趴着，看着老李，偶尔摇摇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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