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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第一场雪，是在凌晨三点十七分开始下的。
阿黄是被雪的气味惊醒的。
那是一种很特别的气味——不是味道，是空气本身变了。湿润，冰冷，带着一种干净的、像是把整个世界都洗了一遍之后的空旷感。它睁开眼的时候，客厅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透过窗帘的缝隙，有一种不同于月光的东西在发光——不是银色的，是白的，柔和的，像一层薄薄的雾贴在了玻璃上。
阿黄慢慢站起来，走到窗边，把鼻子抵在窗帘和窗框之间的缝隙上。
冷气渗进来，带着细小的颗粒感。它吸了一口气，喉咙里发出一声极轻的、近乎满足的哼声。
它见过雪。
第一年冬天，老李还在的时候。那天早上它醒来，发现窗外白茫茫一片，护城河边的柳树全变成了白色，像有人把棉花糖挂在了树枝上。它兴奋地在屋里转圈，尾巴摇得像一面小旗。老李被它吵醒了，咳嗽了几声，笑着骂它"小疯子"，然后穿上棉鞋，给它套上那条旧围巾——是用老李自己的旧毛衣袖子改的，红色，有点褪色，但暖和。
那天他们在雪地里走了很远。老李的脚印深，它的脚印浅，一深一浅地叠在一起，从楼下一直延伸到护城河边。老李走一段就停下来喘气，手捂着胸口咳嗽，它就停下来等他。等他咳完了，吐一口痰在雪地里——白色的雪上多了一块暗黄色的印记，像一朵丑丑的花——然后他们继续走。
走到护城河边的时候，老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袋。纸袋里是半块馒头——是楼下早点摊上买的那种白面馒头，两分钱一个，老李每天早上买两个，自己吃一个，另一个掰一半给它。那天他把纸袋打开，把馒头掰成小块，先扔了一块到雪地里，然后自己也吃了一块。
"阿黄，你看。"他指着雪地里那块馒头。馒头很快就被雪盖住了一角，像沉进了白色的湖里。"这就叫'雪落无声'。东西掉进雪里，连个响都没有。"
阿黄当时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它只管把嘴里的馒头咽下去，然后眼巴巴地看着老李手里的纸袋，等下一块。
现在，三年后的这个凌晨，雪又来了。
阿黄从窗边走回藤椅旁，趴下来。它没有像三年前那样兴奋地转圈。它的身体已经学会了安静——不是因为它不想，而是因为它知道，兴奋之后没有人会笑着骂它"小疯子"了。
但它还是决定做一件事。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它站起来，走到门口，用鼻子顶了一下门。门没开——当然开不了，它被锁在里面。但每天早上的这个动作它还是要做，就像每天傍晚的巡视一样，是老李教给它的仪式。
然后它等。
等天亮。等有人来开门。等它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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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四十分。楼道的脚步声。
这一次，阿黄没有竖起耳朵。它已经学会了分辨——这个脚步声是张阿姨的。碎，快，像小鸡啄米。
果然，钥匙插进门锁里的声音。转动。门开了。
张阿姨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热腾腾的豆浆和油条。她看到阿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阿黄……"她的声音有点颤。
阿黄没有扑上去。它没有扑任何人的习惯——老李从来不让它扑人，说"狗要有狗的样子"。它只是走到门口，抬头看了张阿姨一眼，然后侧过身，让她进来。
这是它唯一允许进来的人。
张阿姨弯腰把豆浆油条放在茶几上——放在老李平时坐的那一侧。然后她蹲下来，手伸向阿黄。
阿黄没有躲。它让那只手摸了摸它的头。张阿姨的手和老李的不一样——更软，更暖，没有茧子，没有铁锈味。但此刻这只手在发抖，因为张阿姨在哭。
"阿黄，下雪了。"她哽咽着说，"你老李叔以前最怕雪天出门了，膝盖疼。今天我给你带了热豆浆，你趁热喝。"
她把豆浆杯的盖子揭开，放在地上。阿黄走过去，低头闻了闻。热的。白白的，冒着热气。
它没有喝。
它站在豆浆杯旁边，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身朝门口走去。
张阿姨愣了一下："阿黄？你要出去？"
阿黄回头看了她一眼。那眼神很平静——不是催促，不是乞求，只是陈述一个事实：我要出去。
张阿姨叹了口气，拿起门边挂着的旧棉袄穿上，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是她专门给阿黄准备的一次性狗绳，红色的，和老李给它织的那条围巾一个颜色。
"走吧。"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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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的雪大概积了两指厚。护城河边的柳树全白了，枝条垂下来，像挂着一串串白色的流苏。地上没有人踩过的痕迹——除了远处早点摊那边有一条窄窄的脚印，其余的地方都是平整的，像一张刚铺好的白纸。
阿黄走在前面。它的步子比从前慢了——七岁的土狗，腿脚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利索。但它走得很稳，每一步都踩实了才迈下一步。
它的目标是楼下那个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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